“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2024年年底，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理进文退，余波未消。它关乎的，不只是各国高校的学科设置变化，以及莘莘学子的升学选择。19岁出国留学，31岁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如今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院任教，来自青岛的贾莲睿正在经历着这个过程。

她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亲历者，也是跳脱的研究者，更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分子。在她看来，科技的浪潮势不可挡，但无论再好的科技，仍取决于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使用、为谁所用、为谁服务，“理科发展应用中，一定需要文科。”

以下为贾莲睿自述——

以学术为志业求学生涯中，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幸运。

2008年，我高中毕业就出国了，一开始去了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读传播学。其实那时候我也一头雾水，学校和专业选择都不是自己的主意。我妈也没找中介，只是基于她对我的了解，帮我做出了选择。

刚上大一时，我确实不适应。因为它是一个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作为中国留学生，语言、文化上都有很多无法理解的东西，老师讲的很多例子都听不懂。直到大二时，接触了一些传播学比较核心的理论，我突然开窍了，觉得非常喜欢这个专业。后来到了大三、大四，越学越觉得自己对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本科毕业后也没有第二个想法，就想要继续读硕士，探索我感兴趣的话题。

当时，中国人在国外做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很少。我想，如果我可以在海外成为一个研究自己国家互联网的学者，可以让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被世界听到，也算是对国家做出贡献吧。所以我申请了本校本专业的硕士学位，拿到了不少的奖学金，这也给了我不少鼓励。

这期间，我从来没有想过找工作，因为我觉得，做什么都没有继续读书更让我感兴趣。同时，在北美读书确实有些收入还可以，过得去，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比如，可以帮老师做一些助教、研究助理的工作。

2014年，我进入约克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传媒与文化。

很幸运，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我不断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从中国互联网一开始发展起来，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被全球瞩目的一个标志性大事件，到后来平台经济的崛起，再到现在的“AI热”，这片充满可能性与巨变的土地确实为我滋生了很多课题与研究方向。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就是偏向平台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的平台和移动应用行业、其地缘政治、治理和全球化的探索。

其实在读博前，我就拿到了博士后的工作offer。所以，2020年从约克大学博士毕业后，我又去了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紧接着，博士后还没读完，导师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工作机会——关于中国和社交媒体方向的教职——这简直就是喊着我名字的一份工作。我递了简历，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2021年，我提前结束了博士后生活，从多伦多漂洋过海搬到了英国谢菲尔德，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

这一切都是无缝对接的，做完一项又做下一项。

回顾这一路，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和期许，只是“搞懂”、“搞明白”、刨根问底一些课题的过程非常吸引我。

你总是会发现，世界上好多事情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探索发现的过程对我来说充满了乐趣。我所得到的反馈也证实了我做得还不错。所以，我认定这是我喜欢且擅长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各种善意、帮助和温暖。在工作中，我也希望将曾经收获的东西再传递出去。渐渐地，我心中萌生了一个稍微“远大”的目标：在研究世界的过程中，为自己的文化发声。这很重要，无论声大声小。

学科关停在谢菲尔德大学，我拿的是终身合同。对我们来说，终身合同是毕业后能找到的在学术界比较好的一个职位。

英国的终身合同不同于北美地区。比如美国高校也会有一些“非升即走”的情况，即便拿到了终身合同，最终能不能通过，要看前期的评估，如果评估不合格，老师就要离开。这意味着这个合同前几年对于刚入职的老师来说压力很大。

但在英国，终身合同前期虽然会有一个类似转正的流程，但并不是说过不了就得走。按照学校规定，如果一年过不了，就再给你一年机会，或者让你一直待在这个职位。通常来说，学校让老师直接走的情况比较罕见——除非，你的学科没有了，或者整个学院关闭了。

就在今年，学科关停这件事真的在我们学院发生了。

我所在的社会学院今年只招了75名硕士研究生。我们学院原先是有三个学位的，一个是社工，一个是社会学，一个是数字传媒和社会。今年开始，社会学和社工的硕士项目被停掉了。因为去年，社会学只招到了3名学生，社工项目好像招生人数也是个位数。这是一个巨大的缩减，在以前辉煌时期，社会学可能可以招到十几、二十几个学生。

学院最后剩下的数字传媒和社会项目，现在是由我负责的。这个项目始于2018年，最初学生也很少，后来慢慢做得还不错。在2021年我来之前，学院招生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200人。近几年的招生数据就变成了140、120、100……有了逐渐下降的趋势，到今年只有75人，降幅确实有点大。

不止社会学院，据我了解，整个学校今年招生人数下降了30%，各个专业情况不同，但文科的确是受到了重创，我确实感受到了“文科倒闭潮”。在英国，体现最明显的还是硕士项目。

英国的大学是私营的，出于一些财政方面的考量，如果招收的学生数量无法负担运营项目的费用，校方就会将项目暂时停掉。另外，同样的师生资源下，学校还会产生一些内部的竞争。比如传媒方向，原本社会学院下面有数字传媒和社会项目，新闻学院下面有一个偏传媒学和记者学的项目，人文科学学院也有一个叫作传媒文化的项目，但是现在，学校似乎有意让我们这三个近似项目相互竞争，看看最后哪个能活下来，就保留哪个。

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目前我负责的这个项目被停掉，甚至整个社会学院被砍掉，没有学生了，那我可能就要面临失业。这不是没有可能，之前学校里确实有文科学院整个关掉、教师全部离职的情况，比如考古学。这种关停的项目可能一时半会儿活不回来了，除非哪天考古学突然像AI一样兴起。

大学会怎样对我个人来说，因为签的是终身合同，不像其他签临时合同的同事——他们很多人可能现在真的会担心明天就没有工作了——我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关于失业的威胁。我觉得，近期来看，整个社会学院关停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社会学是人文社科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了社会学，那将多么恐怖。

它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只是，对于那些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未来没有那么光明了吧。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就业一直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加之现在的博士太多了，在短期的裁员和人员缩减的情况下，他们或许很难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或者教职。最近，我们学校也开始鼓励博士生导师积极去和博士生聊这个话题：学界不是唯一的出路。

对于学校原有的教职工来说，学科关停对实际工作是有影响的。

在谢菲尔德大学，教师的工作内容构成基本上包括40%的教学、40%的研究，以及20%的管理。如果一个项目关停了，受到影响的老师仍然留在学校里，只是他们的工作内容结构会在原先基础上进行调整，比如可能少了一个硕士项目，就多带一个本科的课程，多带几个学生，或者多增加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虽然学校没有直接裁员，但在学科关停、学生减少的这种情势下，很多老师已经主动离开了学校。人员减少了，但学校并没有再招新人进来，因此，大方向上，我觉得工作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点增多。

我现在日常的工作量有这几方面：教学层面，秋季学期教1门课，春季学期教两门。管理层面上，除了硕士项目的管理工作，学院里的各种会议、学生对接的工作，带的学生数量已经减少了，本科生和硕士生加起来只有十几人。剩下的，就是我的个人研究时间。按理来说，这部分应该占用我所有工作时间的40%，但最近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几乎占满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需要自己另找时间做研究。

我们额外增加了很多流程化的会议和工作量。比如学生缩减后，学校会说，看下现在还有多少课程选择，要不要再减少几个课程，由此减少一些支出？因此，老师们需要为选择减少哪门课或者抵抗一门课不被削减而进行一些准备、商讨和会议。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量。

研究不像教课，可以明确备课几个小时、教课几个小时，研究是一份无法量化具体时间的工作。一方面，它很灵活，另一方面，没有尽头。

虽然英国没有加班文化，但在工作时间被教课、开会以及其他杂事占满的情况下，做研究依然需要在晚上、周末拿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来进行。没有人期待你在课外时间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身为研究者，就是要老想着这个事情。

另外，尽管目前老师的薪资未受影响，每年也在按计划涨薪，但在学校的财政考量下，我们仍然能从各个方面感受到压力。比如，学校的活动、老师个人经费申请上的变化，甚至，如今不是所有老师的年假申请都可以得到批准。

虽然学校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悲伤的氛围，让我们有危机感，但作为老师，教课的体验感反而变好了一点。没有那么多人了，我有了更多机会和学生对话，叫得出更多人的名字。

对我来说，真正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当我在学校大会上亲耳听到管理层说，有的项目根本就not worthy（不值），当教育机构完全用经济指标去考量学术研究，仍然会觉得震撼。

如果大学这样走下去会怎样？


到达教室准备给研究生上大课，今年只有75人。（受访者供图）

功利，热情与希望这一切，和学科有关，也和学科无关。

现在确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工程这类理科兴起，被格外强调和重视，文科招生会遇到一些问题，导致学生数量下降。但我觉得，文科大批量关停和大学的私有化、商业化运作有非常大的关系。

自2008年，英国高校开始疯狂扩大招收国际学生，国际生源逐渐成为其收入占比的很大一部分。以谢菲尔德大学为例，学校对国际学生，特别是对中国学生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呢？现在，我的学生中90%都来自中国。

这样就导致国际环境出现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对学校的财政状况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在北美和英国，学生原本就面临着经济滞涨、大学学费过于昂贵的困境。而过去几年疫情限制了人员的自由流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持续不断，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生，对于出国留学的选择都有了二次的考量，或者不再将留学当作一个选项。就全球来说，这导致国际学生的数量都大规模减少。当然，很多比较好的学校，像曼彻斯特大学，是有减少，但不会减少到危及生存的程度。

我在学院同时还负责招生工作，所以会在招生会上听到管理层强调：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都是围绕怎样保持住国际市场，增加招生这方面来考虑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出国读书这件事变得更功利了。至少在我接触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功利的读书态度。

学科关停了，那些真正热爱社会学的学生反而更有热情了。他们还是会跑来问，这个课什么时候再开，我还是想要继续学习。

上周，在我的本科生课堂上，我们讨论了一个话题：怎样看待科技，怎样看待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直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这种话术？有两个学生就讨论得非常认真，他们真的对此很感兴趣，听得懂，也可以和你产生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交流，甚至可以反问我一些问题。

也是在上周，我在学校咖啡厅听到一个女生和她的小姐妹在聊天，说她不想继续现在的专业了，正在计划去学一个自己更感兴趣的心理学方向的课程，但是读这个项目需要很多钱。上课的地点在伦敦——消费水平远高于谢菲尔德，她无法负担自己在伦敦的住宿费用，因此考虑买辆车住在车上，将车停在路边。

也许她换专业的动机除了兴趣，也有实际的就业方面的考量，但我仍为她这种求学精神感动。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或者说，能够看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偏向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趋势。


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从学生身上也收获了灵感和活力。（左一为贾莲睿 受访者供图）

我们怎么办我最近开了一门关于AI算法的课程，同时还和其他老师合作，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中国的AI人工智能管理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

身为一线教学人员，我们的态度已经从前几年的不允许学生使用AI，转变为允许学生在写作业过程中使用AI了——当然，他们需要列出使用AI提出了什么问题，AI给出了什么答案，以及需要解释说明，如何将AI给的结果变成自己的东西。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现在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阻挡。他们看文献再也不需要像我们过去一样，还需要查字典了。也许人工智能翻译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献，但我仍然对这件事持有怀疑态度：他们的学习体验改变了，在语言方面或许也无法再有大的提升了。

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各个方面，科技的浪潮势不可挡。那么，我们今天要如何看待文科？

首先得承认，随着科技的变化，文科也在变化。比方说，现在科技是文科研究的一大主题，这也是文科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它是开放的。其次，文科又注定是“慢”的，因为一个好的研究不仅需要一定的普世性，同时还能经历一定历史的考验，是有深度的，而不仅仅是描绘社会现象。

这也就注定在理科的发展应用中，一定需要文科：无论再“好”的科技，都取决于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使用、为谁所用、为谁服务。这些都是文科可以贡献的方面。

我始终坚信多样性是一件好事。我们肯定不希望只用数字、科技、高效这种价值观来运行衡量所有社会事务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持“非遗”——这些很“慢”，很没效率，很不机械化的技术和文化？

有了文科理解的科技，肯定会是更有温度的科技。


在曼彻斯特大学参加AI论坛公共活动。（右一为贾莲睿 受访者供图）

我认为，这种环境下，文科学者应该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对任何事情的讨论都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映射。就像对于AI的讨论，对于“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讨论，对于留学的前景以及未来的讨论。

我有多重角色：既是亲历其中的个体，也是跳脱的研究者，更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鼓励学生保持健康的、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变化——

不要被舆论裹挟，也不要害怕学习接触新的事物；积极地面对这些变化：从历史中学习（新科技发展总是伴随着周期性的寒冬和炎夏，就好像AI也不是第一次经历“AI热”）；遇到能发声的机会要主动发声，特别是在跨学科的交流讨论中；还有对身边正在经历这些变化的同仁和学生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关怀。

我觉得，善意就是个人可以做到的最力所能及的抵抗。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