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他们在全世界打捞“Nanjing(南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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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越擦越亮。





今天,是第十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一本记录侵华日军罪行的相册,把美国青年埃文·凯尔带向了南京。

此前,凯尔因向中国捐赠这本相册广受关注,并获赠国礼瓷。

为什么海外史料如此重要?近11年来,我们还搜集到了哪些珍贵的史料和文物?

环球人物就此专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走近那些“打捞”历史的人。



鲁照宁,为了家乡南京

环球人物:近11年来,纪念馆从外国友人处获得了哪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捐赠史料?

纪念馆:我们非常重视文物史料的征集,得到了海外友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林伯耀(旅日)、鲁照宁(旅美)、张盈盈(旅美)、邵子平(旅美)、余承璋(旅加)等。

比如鲁照宁先生,从2004年开始,21年如一日,一直未间断帮助纪念馆在美国收集各种文物史料,数量已达2400余件(套)。其中比较多的是西方早期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各类报刊,如1937年12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4 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等就很重要,是我们首次发现西方有关日军“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



《纽约时报》有关日军“百人斩”的报道。

在纪念馆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中,有一张触目惊心的“头颅抽烟照”:日军将砍下的中国人头颅放在铁丝和木头做成的路障上,嘴里塞进半截香烟,以此取乐。

这张原本刊登于美国《生活》周刊的照片,成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典型照片之一。它的搜集和捐赠者,正是美籍华人鲁照宁。

在华侨华人史料捐赠者中,鲁照宁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南京人,也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后代。



2023年,鲁照宁在南京捐赠史料。

纪念馆内有一面高3.5米、长度近80米的“哭墙”,密密麻麻地印着遇难同胞的名字。其中的“鲁葆寅”,是鲁照宁的二爷爷。

鲁照宁的姑奶奶鲁美音,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烈碑上记录的唯一一位女航空英烈。

1934年,鲁美音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考入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护士科,立志救死扶伤。

因时局动荡,鲁美音毕业后与丈夫辗转前往四川。恰逢中国航空公司招聘,鲁美音成为一名空乘。

日军侵华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对民航飞机实施无差别攻击。1940年10月,鲁美音所在的飞机遭到日机扫射。

快要离开机舱时,鲁美音听到婴儿的啼哭,便折返营救,途中再度遭遇扫射。她将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婴儿得救,自己却中弹身亡。



美籍华人画家唐丽娜创作的油画作品《金陵的女儿——鲁美音》。

先辈的这些历史,鲁照宁也是后来逐渐了解的。

16岁那年,鲁照宁随父母赴美。2000年,读完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鲁照宁深受触动。得知日本有关方面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从那以后,鲁照宁每天都要用2至4小时上网“打捞”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发现有价值的便参与竞拍。遇到出差、旅行等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他就用手机浏览、搜索。

网络上的大量史料并没有清晰的信息标注。为此,鲁照宁琢磨出各种各样的“大海捞针”技巧。以关键词“南京”为例,就有Nanking、Nankin、Nanjing等多种不同的写法。

再如,想搜集碉堡的照片,用关键词“pill box(药盒子)”比“bunker(碉堡)”更有效——当时碉堡的造型与现在的药盒子相近,外国人习惯使用更通俗、更简单的说法来代指。



鲁照宁查看资料。

截至目前,鲁照宁已向全国各地抗战相关纪念馆捐赠近3000件(套)史料。他不愿意提起搜集过程中的花费,似乎一强调这些,就伤害了他的纯粹和初心。

对于比较珍贵的史料,他只会笼统地用“天价”来概括。为了多赚取加班费来维持收支平衡,他每天一般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最长16个小时。

一开始,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为何如此执着,付出如此之多。他能做的就是先努力。

至于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是他来做,花费那么多的金钱有什么用,这些历史碎片到底有什么好处,种种提问,他一律回答:“有比无重要,多比少重要;有就是重要;总要有人来做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大东仁,搜集加害者铁证

环球人物:许多日本政客一直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搜集到的史料中,是否有来自日本的证据?

纪念馆:比较多,比如日本的大东仁先生从2005年开始,也一直在日本帮助纪念馆收集文物史料,以加害者日本方面的原始文献、报刊为主,比如日军部队的战斗详报、日军官兵的阵中日志、相册、照片等。

今年我们公布的日本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调查报告显示,石井1937年12月下旬从上海前往南京,途中经过常州、江阴、句容等地,一路看到“死尸累累”,不仅如此,“随着往南京去,道路两侧这种尸体的密度变得极高”。到了南京后看到“在下关码头,有数千敌兵被我方射杀,其尸体胀鼓鼓地浮在江面上”。



大东仁搜集的《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

大东仁1965年出生于爱知县,毕业于奈良大学文学部史学科。

大东仁很想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他知道,“不能仅仅参照书本,而要更多去实地调查、体验”。

20岁时,大东仁去中国东北考察了1个月,走访了辽宁营口虎石沟万人坑纪念馆、辽宁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吉林丰满万人坑遗址……

最让他震撼的是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那里整村的人都被杀害了,既有老人的遗骸,也有婴儿的遗骸。原来侵略是如此残酷!我心灵感受到的震撼至今无法忘却。”



身穿日本僧侣服的大东仁。图自新华社。

从中国回来,大东仁开始注重在日本搜集日军侵华的相关证据,对侵华战争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揭批侵略者的战争罪行。

2021年,大东仁拍到一份《南京附近战斗详报》。

这是日军的官方记录,而且是当时、当天记录的日志。其中写有日军杀害俘虏、火烧南京的事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大东仁搜集的日军《南京附近战斗详报》。

除了搜集史料,大东仁的另一项工作是史实宣讲。

每年的8月15日前夕,大东仁都会在名古屋举办以思考和平为主题的演讲。

右翼分子会对他展开集中攻击,胸前挂着写有污言秽语的牌子,拿着扩音器大声叫骂。

“我不会去和他们争辩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而是会拿出证据给他们看。”大东仁说。

对于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威胁,大东仁泰然处之:“一位南京的朋友告诉我,‘不要怕,有14亿中国人和你在一起’,这句话让我倍受鼓舞。”

现在,大东仁是日本爱知县圆光寺的寺院住持。

每年12月13日,当警报在中国响起,一海之隔的圆光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钟声也会同时敲响……



汉金,带来珍贵家书

环球人物:此前是否有外国捐赠者来到纪念馆?他们参观后有何反馈?

纪念馆:也比较多。当年留在南京救助难民的国际友人有拉贝、马吉、魏特琳、威尔逊、辛德贝格、京特等,通过多年寻访,我们找到了其后人,邀请他们循着先辈的足迹访问南京,他们捐赠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

比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键人物之一查尔斯·里格斯的4名后人,今年就受邀专程来到南京,向我馆捐赠了里格斯生前从中国政府领受的采玉勋章等8件(套)珍贵文物史料。

里格斯的曾外孙克里斯·汉金表示:“当我和我的美国朋友聊起这些时,他们都非常惊讶。向他们讲述我的家族史,其实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讲述更多关于二战的这部分南京大屠杀历史。他们之前对此可能不太熟悉。每当我向人们讲述那段历史和我曾外祖父的贡献时,我都感到很自豪。”



里格斯从中国政府领受的采玉勋章。

里格斯,1892年生于美国纽约,1935年到金陵大学农艺学系任教。

南京大屠杀期间,里格斯担任安全区委员兼住房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解决安全区难民安置的住房问题。

据《金陵大学档案》记载,1937年12月16日,侵华日军前往南京的一处难民收容所,欲将男性难民拉去枪决。

里格斯闻讯立刻赶去阻止。他遭到日军的军刀威胁和拳头重击,“虽被敌人殴打凌辱,无所屈服”。

《魏特琳日记》中,也多次出现里格斯的名字。

在193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记录了大礼堂里足有看台那么高的麦子:“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今年5月,里格斯的2位外孙、2位曾外孙(女)受邀专程来到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里格斯留下的8件(套)珍贵文物史料。

其中,有一封里格斯写给妻子的家书(影印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很多人在此过程中或之后被杀害。当父母被抢劫、强奸或杀害时,孩子们被吓哭。接着,日本兵的刺刀刺向了这些哭闹的孩子。”

“100页纸也写不完的,或者再多的语言都不可能完全告诉你这期间我们所经历的恐怖和野蛮行径”……

2023年,里格斯的曾外孙克里斯·汉金来到中国留学。他想告诉曾外祖父:“中国现在的模样,和他当年在这里看到的大不一样了。”



克里斯·汉金。

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向环球人物表示,文物史料不仅可以丰富馆藏,也是纪念馆开展研究、举办展览、社会教育、对外传播等各项工作的基础。纪念馆认真对待每次征集和捐赠,组织专家翻译、研究、鉴定,开展数字化采集与活化利用。多年来,许多国际友人和华人华侨坚持历史正义,为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辗转奔波,将珍贵的文物史料捐赠给纪念馆,对提升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构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大屠杀历史已经从个人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每一份捐赠,每一次征集,每一件证物,每一次鉴定,都是一次对历史记忆的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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