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删除内部敏感信息

北京时间11月21日，《纽约时报》周三发文称，为了避免遭遇反垄断诉讼，谷歌公司系统性地要求员工销毁信息、避免使用特定词汇，并尽可能地将内容抄送给律师以进行保护，在15年时间里打造了一种“隐瞒文化”。

隐瞒文化指的是一种公司内部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信息、行为或决策常常被故意隐藏、隐瞒或保持不透明。企业通过隐瞒真相、避免公开讨论或防止信息泄露来保护免受外部的审查或法律风险。

2008年底，谷歌因为与其竞争对手雅虎达成的一项广告交易而面临反垄断审查，并卷入了涉及专利、商标和版权指控的诉讼。当时，谷歌高管向员工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

“我们认为信息交流是有益的。”谷歌高管在备忘录中告诉员工。但是，他们也补充说，政府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可能会抓住谷歌员工不经意间写给彼此的文字，作为把柄。

谷歌称，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员工内部交流成为诉讼证据的可能性，员工应避免猜测和讽刺，在讨论“敏感话题”时“三思而后行”。谷歌高管指示员工：“在掌握所有事实之前，不要发表评论。”



谷歌公司

谷歌还在技术方面做出了调整。该公司的即时通讯工具设置被更改为“不记录聊天内容”，不谨慎的措辞将在第二天被删除。

一场15年行动

这份备忘录拉开了谷歌一场长达15年行动的序幕，该行动的目的是将“删除信息”设为公司内部通讯的默认设置。尽管这家互联网巨头存储着全球信息，但它却创造了一种试图将自身信息存储降到最低的办公室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谷歌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将法律特权作为万能的挡箭牌，对自己的技术施加限制，不断提醒员工嘴巴不严可能会最成功的公司陷入困境。

那么，谷歌是如何形成这种不信任文化的呢？《纽约时报》借助过去一年里针对谷歌的三起反垄断诉讼中的数百份文件、证据以及证人证词还原了这一文化的形成过程。这些诉讼的原告包括Epic Games(一起诉讼)、美国司法部(两起诉讼)，他们都试图证明谷歌存在垄断行为，这使得他们可以要求查看谷歌数百名工程师和高管的电子邮件、备忘录和即时通讯。

这些证据和证词显示，谷歌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隐瞒内部沟通。该公司鼓励员工在文件上标注“律师-客户特权”(客户与律师的沟通可保密)，并始终将谷歌律师加入收件人名单，即使文件中没有涉及法律问题，律师也从未做出回复。

企业在预计到自己会遭到诉讼时通常需要保留相关文件，但是谷歌将即时消息排除在这种自动保留机制之外。如果员工卷入诉讼，他们需要自己开启聊天记录保存功能。根据诉讼审判中的证据来看，很少有员工这样做。

法官批判

虽然其他公司也存在删除即时通讯保护自身的做法，但是谷歌因此受到的批评最多。在上述三起反垄断案件中，法官都对谷歌隐瞒内部通讯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Epic起诉谷歌垄断的案件中，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纳托(James Donato)表示，“谷歌内部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压制相关证据的系统性文化”，该公司的行为是“对司法公正的正面攻击”。他补充说，审判结束后，他将“彻查”到底谁应该对谷歌的这种行为负责。多纳托法官拒绝就此置评。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地方法院法官莱昂尼·布林克马(Leonie Brinkema)负责审理美国司法部起诉谷歌垄断广告技术的案件。她在今年8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谷歌的文件保留政策“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实体应该采取的方式”。她补充说，“大量证据可能已经被销毁”。



谷歌CEO皮查伊去年到旧金山法院作证

美国司法部已请求布林克马法官处罚谷歌。在美国司法部看来，缺失的材料对谷歌目前的审判不利，尤其是在涉及谷歌垄断力量、其行为是否反竞争的问题上。该案的结案陈词定于下周一进行。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认真对待我们保存和提供相关文件的义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回应询问和诉讼，并对员工进行法律特权教育”。该公司表示，仅在美国司法部的案件中，它就提供了“数百万份文件”。

《纽约时报》称，从谷歌的角度来看，它就像企业界的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日本知名收纳师)，只是在整理公司的记录和文件。但是，美国贡萨加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阿涅日卡·麦克皮克(Agnieszka McPeak)认为，谷歌对于整理工作如此彻底和痴迷，以至于让人感觉它在欺骗。麦克皮克曾撰写过关于证据销毁的文章。

“谷歌制定了一项自上而下的公司政策：不要保存任何可能让我们看起来不好的东西。这让谷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人们会想，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得好像有事要隐瞒呢？”麦克皮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