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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一对老年夫妇在中国北京的一个公园里照顾幼儿。

在2020年初开始，程医生在医院产科工作，如今定岗在河南一家市级妇幼医院。在过去短短几年里，随着新生儿数量逐渐减少，她见证了中国产科随着新生儿数量减少缓步进入寒冬的过程。

她回忆，二胎政策出台时，她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彼时志向为产科的学生心怀澎湃，认为自己赶上了“时代的需要、来得正是时候”。

2016年，中国迎来1883万新生儿，彼时，产科专题纪录片《生门》在中国引起轰动，妇产业务相关私立医院近乎疯狂地膨胀发展，生育相关产业和社会议题欣欣向荣。

但事与愿违，多孩政策带来的红利短短几年里逐步消失，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2022年，这个数字是956万；2023年，出生人口降为902万。

在近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然是负数。

作为迎接新生儿的第一站，产科是最早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地方，也是最早承受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冲击的地方。

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仅是2023一年里，中国多地就有数十家医院合并或直接关停了产科部门，这些医院包括综合性三甲医院、乡镇医院、私立医院和中医院。严峻情势之下，多位医师公开发文呼吁“救救产科”。

程医生的同学和同事里，一些人开始备考公务员、随时准备永久离开医疗行业；程医生自己面对每月渐低的工资条愁眉苦脸，她也开始寻找跳槽的机会；新生代医学生里，有意产科的学生仅有寥寥几人。

“我上周在访问河北省一家规模还不错的医院，当地的生育率跌到此前三分之一的水平还不止，这样的情况下，产科要怎么活？已经不是产科业务量下降的问题，而是产科如何活下来的问题，”中国妇产科专家龚晓明博士这样对BBC中文表示。 “业务量降低到很少的情况下，医院维持科室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产科迎来“关停潮”。

情势严峻的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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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新生儿数量不足，导致产科形势严峻。

程医生说，她所在的市级妇幼医院是当地孕产妇的首选去处，但依然能感受到“来访业务量逐渐下降，显出颓势”。

在与中国媒体《澎湃》的对谈中，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段涛表示即便在专门服务孕产妇的妇幼保健院，一些地区的业务量也已经下降了50%到60%，过半业务量的流失会导致“发不出绩效奖金，也留不住医生们”。

今年2月，他在微博上公开发文，呼吁“救救产科”，这条收穫两千六百多条转发、且逐渐引起“破圈讨论”的帖文，陈述了部门调整导致有资历的产科主任被迫转型、新入行人数不够、产科地位不被承认等一系列难题，而新生儿的逐年减少是压垮产科的最后一根稻草。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在今年初起也逐渐停止产科业务。 2017年，赣州市迎来14.4万新生儿，但去年已跌到6.36万。

但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袁石海在接受多家中国媒体访问时表示，去年全院分娩量已下降到只有45人，院长助理魏小微解释称这意味着平均每周只有不到1位产妇来医院生产，但产科却要为此维持10多名医护人员。

定南南方中西结合医院的遇冷不是少数，根据中国媒体已经披露的报导，产科“关停潮”影响的医院以中医院、乡镇医疗机构为首。

程医生表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孕产妇在生育问题上更信任全面的综合大医院，或者专业的妇幼，总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下，中医院和乡镇医疗机构一定是最早受影响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多家媒体在2023年末即已收到政府禁令，将“产科关停”相关议题提上红线，不允许触碰或报导，这导致相关新闻和数据缺失，仅有寥寥几条一经发出、即引起公众广泛讨论的碎片报导，中国产科关停的具体数据也无从得知。

三甲等综合类医院也不能逃过“关停”危机。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但今年3月11日起，该院也已停止产科服务。副院长周观林对媒体表示，平时医院产科住院病人只有个位数，医护人员则有十来位，妇产科成立以来，每年稳定亏损300万元。

为了应对“产科关停潮”，中国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在今年3月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必须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30万以下的县市起码要有1家公立医疗机构。

这项通告也特别提到，产科医护的薪酬不得低于医院的薪酬平均水平，且“严禁向产科和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产科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勾”。

尴尬的产科地位

中国卫健委提出的关于产科医护收入的通知和产科在医院的尴尬地位直接相关。

程医生对BBC中文表示，以她的工资结构为例，尽管由于规定不便详细展开，但“绩效”是工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公立医院皆是这样。

“但今年5月起，我的绩效就已经发不出来了，四月的绩效到现在都没发，”程医生这样说。“工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离谱地低，不是只有我低，大家都低。”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产科医师的收入都普遍低于其它科室。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中仅有不到20%来自固定收入，其它均来自绩效，和业务量直接挂勾，目前这个情形下，产科医生的收入是稳步走低的。

享受地方拨款兜底的公立医院尚且如此，完全依赖业务量的私立妇产医院更是深陷囹圄。根据中国媒体报导，私立妇产医院曾风光一时，2003年到2014年间，民营妇产专科医院从23家扩展到460家，其龙头企业和美医疗更是在2015年于港交所挂牌上市。

但随着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跌，市场快速缩水，和美医疗2021年退市，上海艾尔贝佳、长沙百佳玛丽亚医院等因经营状况较差、陆续关停。

“一家医院的决策投资周期至少3至5年，二胎放开后的一个周期内，大家赌需求量会上涨，所以加大了投入。结果，医院分娩量越来越少，业绩下滑，无法保证员工薪资，医生流失，运营状况越来越差，”段涛对媒体这样分析。

此外，在综合性医院内部，产科也处在一个“尴尬位置”。

先前在上海某顶尖医院规培的医学生丁女士表示，产科在该院向来热闹，也是上海市民在生育业务上最为信赖的医疗机构之一。但外界的高声望并不影响医院内部仍以学术技术创新研发来限制产科发展和资源。

“产科讲究临床经验。这里是靠病人的信赖搭建起来的科室，没什么基础研究，所以没有什么科研产出，这也就意味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资金、青年才俊——和产科无缘。”

在段涛的“救救产科”贴文里，他解释，在当下中国公立医院的考核标准里，高难度手术、解决疑难杂症的技术创新是最突出的两个指标。

但对产科来说，首要原则是保障母婴平安、而不是主动寻找呈现高精技术的机会，漫长的产检过程已经筛去大多数风险，这样情况下，“自然产”（中国称“顺产”）是最好的结果，是产科的荣光，但这样的荣光使得医院认为产科“什么都没干”，并因此容易出现关停产科的想法。

程医生高中时在电视上看到了几部轮播的产科纪录片，她大恸，并立志成为一位产科医生，“生命的降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你只会在产科经历和参与这个过程，这是一种荣耀”。

但随年岁渐长，现实问题很诚实地在她面前铺开：产科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是“性价比不高”的一份工作。

“举个例子，现在留在我们科室都是没有养家压力的新生代或已婚女士，这是个比较传统的城市，实话说我们是经济压力很小的一群人。”

身为临床医师的新生预备力量，丁女士表示自己最不希望定岗的部门就是产科。

她直言：“如果定岗在产科，我会直接放弃临床，转去别的方向。在我规培的三甲医院，为了保证产科有人，会强制新人先在产科做一定时间，再去意向部门。 ”

和别的科室比起来，产科的业务相对更难预料，因为分娩发作的具体时间难料，加班、倒班、长夜班是常事。

此外，“钱少、事多、纠纷多”是所有产科医护都抱怨的临床问题。

“年轻的情侣在病房哭闹感情问题要分手，年稍长的伴侣要考虑家庭因素，我有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他们的内部矛盾。此外，产妇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人，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程医生这样说。

与此同时，程医生罹患严重职业病——腰肌劳损。程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产檯边做助产工作，器械设计要求她在动辄3个小时时间里维持半蹲或弯腰姿势，长久下来，她腰肌劳损非常严重，以至于体检时，别的医生会警告她调整工作模式。

“我们也试过用小凳子调整姿势工作，但不好用。产房的最高要义是母子平安，进了手术室，我顾不上这些的，”程医生这样说。

丁女士在中国顶尖的医学院就读，一届医学生有近两百人，仅有两位选择产科，且这两位并不选择医院和临床，而是以学术和实验室为志向。

“现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是经验丰富、从业多年的产科主任医师）要么转去妇科，要么转去别的专业，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龚晓明这样说。

程医生表示，和她同一届的产科学生里，一部分人已经在着手备考非医疗岗公务员职务，有人已经考上、离开了一线。

“没办法，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从“一孩政策”到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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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多位产科医生表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迎来更多新生儿（图为产科资料画面）。

程医生多次表示，没有人比产科医生更期望更多小孩的顺利降生。

问及未来的打算，程医生只是表示自己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她热爱的科室，而且“国家已经在出台很多政策鼓励生育”。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并在2021年开放了三胎生育政策。过去几年里，鼓励生育政策在各地层出不穷，一些省市选择直接发钱刺激生育，婚育主题的策展活动近年来也逐渐增加。

这样的刺激政策有一定效果，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7年，二孩及以上在所有新生儿里占比达到58%，2019年达59.5%。

但二胎带来的红利也很快消失。

程医生回忆，在二胎开放后，她所在的妇幼保健院一个病区就容纳了70多位孕产妇，短短几年过去，如今这个数字“早已是对半砍”。

她感叹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时代的焦点”，因为生育过程的焦虑、新生儿数量的焦虑都诚实地集中呈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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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在上海一个培训中心，妇女们拿着塑料娃娃参加月子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课程。

五家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医院的产科医护对BBC中文表示，产科当下能承接的业务里，最传统的“适龄”且婚育的比例在逐步下降，高龄、高危险产妇是主要孕妇群体，然后是堕胎、流产等业务，随后才是常规产检和分娩。

高龄高危险产妇居多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多孩政策逐步放开直接挂钩。

2023年起，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莆田市、广西省来宾市、广东省广州市等地都相继有医院宣布关停或合并产科，丁女士表示这和疫情带来的人员再分布有关。

“以上海为例，外来务工人口曾是上海贡献分娩量的主力军，疫情后回到原籍，上海的生育率就要降低了。”

程医生说自己对于生育率走低这件事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是她所在的产业学科因此进入寒冬，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面对由于性教育缺失以及社会对孕产妇不甚友善的就医病患。她坦言，能看到政府大力推广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的原因也很明显。

“你看看诊室门口排队的孕妇，有的还是未成年，有的是意外怀孕，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庭纠纷，你能直接感受到这里对孕妇不友好、对女性不友好，这样的社会是不会、也不应该迎来它想要的很多小孩的，”程医生这样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科陷入困境后，产业下端紧随其后的月嫂、幼教业也即将迎来寒冬，未雨绸缪的相关讨论也逐渐点燃中国社群媒体。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社会阵痛正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每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