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完股民韭菜 负债上百亿 他坐着私人飞机跑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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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没了,人也没了。

文丨华商韬略 陈斯文

2009年,十八年没拍过片子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准备再当一次导演。

他拿到了一个好剧本:《建国大业》。

在《建国大业》的投资方里,不乏中影、英皇、寰亚等巨头,一家名叫DMG的公司,尽管名不见经传,也位列其中。

打动韩三平的,是DMG老板肖文革的一句话:

“我不是来分钱的,而是来帮着赚钱的。”

【1】

在所有的公开资料里,肖文革的出身都是一个谜。

他出生在1967年,因此起名“文革”,多年后,感觉时代烙印太强的他,还曾把名字改成了“肖文阁”。

他自称出身军人家庭,曾经在政府和部队工作,而这种经历往往会被当成是“有关系、有能量”的。

1993年,肖文革创立了DMG娱乐传媒公司,两个合伙人,一个叫丹·密茨,对外官宣是来自美国好莱坞的导演;另一个叫吴冰,是八十年代的全国体操冠军,退役后沉浮香港,从武打替身开始,拍了一连串动作电影。

▲从左至右为肖文革、吴冰、丹·密茨

据肖文革自述,三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都是电影的狂热爱好者”。

但DMG的起家业务,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关于要不要干电影,他们讨论了好一阵子,结论是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刚起步,院线少、观众少、市场有限,最重要的是:审查制度太严。

《红高粱》被批缺乏崇高、歌颂土匪;《大红灯笼高高挂》被批丑化民族、迎合洋人;《活着》差点给枪毙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送审时,姜文浑身紧张,整天拎着一把斧子在院里转悠。

人都快神经了。

所以三个人达成了一个约定:宁可不做中国电影的先锋,也坚决不做中国电影的先烈。

但不拍电影的DMG仍然拿起了摄影机——给企业拍广告片。

这个业务,DMG干得很真诚。用吴冰的话说:

“再小的广告片,也当成好莱坞大片拍,再小的客户,也当成大客户维护。”

靠这份真诚,DMG开始在广告公关行业崭露头角。根据官方宣传,十几年里,美国Summit广告奖、戛纳广告金奖、伦敦国际广告奖提名,DMG把圈子里的大奖拿了个遍。

它的客户,也从最早的嘉陵摩托,一路扩展到宝马、奥迪、耐克、NBA、一汽大众、中国移动等国际大品牌。

但肖文革他们,仍然一直在暗中观察中国电影,等待一个入场的好时机。

多年后,当媒体问到“好时机究竟是什么”时,肖文革和吴冰同时伸出一只手,对着镜头张开了五指。

【2】

张开五指的手,代表的是5000块银幕。

2009年,中国电影院线的银幕总数突破了5000块。对于行业,这里面藏着两个机会。

一方面,如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一样,5000块银幕,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冲破了临界点,消费者观影需求上去了,中国电影终于可以靠市场养活自己了。

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广告业的资深机构,DMG曾经为许多客户做过电影广告植入,肖文革他们很清楚其中的商业价值——5000块银幕,就是5000块广告牌。

喜上加喜的是,根据肖文革打探来的“内幕消息”,国务院正在制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影视制作行业被列为重点发展行业,过去的审查制度将会松动。

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

为了进军中国电影行业,DMG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收购好莱坞的剧本公司,也包括找一个“打响第一炮”的机会。

那一年的春天,肖文革他们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良机:18年没拍电影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居然要重新拍片了。

打动韩三平的剧本,叫作《建国大业》,反映了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是一部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

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影片,其实不太能吸引观众。但在电影筹备会上,名导陈凯歌出了个主意:想让更多人进电影院,就要搞全明星阵容。

于是剧组开始到处拉人,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情愿,但随着姜文、张国立、葛优、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的加入,影视圈纷纷行动,主动表态要来参演,不少经纪人甚至托人表态:

就是不说话,露个脸也行。

《建国大业》的明星越聚越多,等到周星驰想要参演,另一位导演黄建新回复说:

“抱歉,您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了。”

最后,《建国大业》剧组集合了172位专业演员,其中明星、名导83位。为了电影拍摄,多部门一路开绿灯,连南京的“总统府”景点都破例让剧组进入。



让片子更有商业价值的是,这些明星都是义演,省掉了巨大的片酬。基本上播了就能火,火了就能赚。

肖文革找到韩三平时,《建国大业》其实不缺投资方。虽然彼此早就认识,但韩三平并没有太强意愿让DMG分一杯羹。

可肖文革只说了一句话,就打动了韩三平:“DMG不是来分钱的,是来帮着赚钱的。”

肖文革拿来参与《建国大业》的资格,是中国电影产业一直想学,却始终没有学到手的盈利模式——在电影中不动声色,恰到好处的广告植入。

在肖文革的操盘下,中国交通银行成为了植入品牌。

在影片里,蒋经国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巧妙地设在中国交通银行的旧址。“交通银行”的标识,在电影中清晰可见。

而在影片之外,从电影院到户外广告牌,再到交通银行营业网点的宣传公告栏,都贴满了《建国大业》——中国交通银行鼎力支持的电影海报。

《建国大业》总投资3000万元,最终的票房达到了4.3亿元。随着影片大火,电影本身和品牌都成了赢家。

最大的赢家,则是在圈内一炮而红的DMG。

【3】

《建国大业》,只是DMG的牛刀小试。

在肖文革看来,和好莱坞相比,中国电影的商业模式始终没能“正”过来。

好莱坞最成功的商业影片,票房只占总收入的30%,票房外的价值链占到70%,这种模式,被称为“三七结构”。

而多年来,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却一直占电影收入的90%。

在借《建国大业》的大船成功登陆后,肖文革决心按照好莱坞的模式,从剧本设计、前期推广、话题营销、首映礼直到后续开发,把中国电影的商业模式“正”过来。而他所依仗的,是DMG在广告业内长期积累的雄厚资源。

DMG选择的变现试验场,是根据热销小说《杜拉拉升职记》改编的同名电影。

这部电影最终拿下了超1.3亿元的票房收入,但早在上映之前,DMG出品方就通过广告植入收回了成本。

在影片里,角色开马自达轿车、用联想电脑、用诺基亚手机,去泰国旅游,解压的时候吃德芙巧克力,每份简历上都有招聘平台的LOGO……20多个品牌的植入,让网友评论道:

“《杜拉拉升职记》不是电影,是像电影的广告。”

但肖文革却不以为意,面对批评,他只回应了一句:“票房是广告植入是否成功的试金石。”

凭借公司合伙人丹·密茨在好莱坞的活动,DMG代理了《神秘代码》《暮光之城》《生化危机:战神再生》等一系列好莱坞大片。但由于行业监管对于进口影片的数量限制,肖文革很清楚,代理业务根本做不大。

在出品了中美合拍电影《环形使者》后,DMG决定玩一票更大的: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莱坞大片。

2013年5月1日,由DMG中国区业务整合而来的印纪传媒,与漫威合作拍摄的《钢铁侠3》在国内正式上映。仅5月1日凌晨零点整的首场公映,就收获了2400多个午夜场,一举斩获1250万元票房。

最终,《钢铁侠3》收获了7.54亿元国内票房,位列当年国内票房榜亚军。

作为影片策划、剧本、投资、拍摄、宣发全环节的参与者,印纪传媒打了更响的一炮。

身为DMG的“铁三角”,吴冰在国内被塑造成“中国好莱坞首位制片人”的形象,丹·密茨则在海外成了推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结合的“好莱坞先生”,本就出身成谜的肖文革经此一战,则俨然成为最神秘的“中国电影新教父”。

《钢铁侠3》的成功,直接推动印纪传媒2013年的净利润飙升到2.76亿元,相较于2012年的1022万元,翻了超过25倍。

这也成为了肖文革跳出影视行业,到更大的市场大捞一票的底气。

【4】

2014年,已经停牌半年的四川高金食品,披露了重组方案:将以资产置换的方式,引入印纪传媒。

2015年1月8日,印纪传媒以借壳上市的方式,正式登陆深交所。

借着各种耀眼的光环,以及牛市的到来,印纪传媒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佼佼者。

在5个月的时间里,印纪传媒的股价从上市当天9.8元/股的收盘价,一度高涨至44.6元,总市值接近500亿元。

因为一度持有70%以上的股权,肖文革所持股份价值高达349亿元,首次入选当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并被不少媒体封为“四川首富”。

在最辉煌的时刻,印纪传媒放出的大炮一个接着一个。

2015年,返回美国、担任独立公司美国DMG娱乐CEO的丹·密茨宣布,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东森电视。

尽管强调收购主体为美国DMG娱乐,属于独立行为,但这个动作,还是被中国台湾当局认为是印纪传媒的意向,收购因此在长达一年的调查后,以失败告终。

2016年,印纪宣布可能收购派拉蒙影业的部分股权;次年,印纪又宣布已筹集2.56亿美元的基金,准备收购美国福布斯传媒100%股权。

这些接连放出的大炮,每一个都格外响亮,但结果基本都变成了空炮:对派拉蒙影业的收购再无后话,对福布斯传媒的收购只拿到10%的股份。

而在这些空炮的背后,印纪传媒本身的业绩,却很令人玩味。

在借壳上市时,印纪传媒进行了业绩承诺:2014到2016年,印纪传媒三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3亿、5.58亿、7.19亿元。

而根据印纪传媒年报,公司这三年的净利润分别是:4.36亿、5.74亿、7.31亿元。

在雪球社区有条评论:印纪传媒的业绩,看起来特别像大学生的成绩单,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

把这些空炮和这些“勉强及格”的成绩单联系起来,共同指向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印纪。

2014年,印纪传媒的应收款项为11.95亿,占总营收比例的48.56%,但坏账计提却只有1496万元,仅占应收账款的1.21%,而余下的11亿,则通过会计记账法则,增加了公司的净利润。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仍然是同样的手法——2015、2016年应收账款分别为12.58亿、15.62亿,仅分别计提4054万、5740万。

但这个手法,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按照记账法则,已满三年的坏账,必须要全部计提。

2017年,印纪传媒的盖子,终于盖不住了。

这一年,公司的应收账款狂飙到21.55亿元,坏账计提比也升至7.5%,达到1.75亿元;到2018年,公司的坏账准备金再翻一倍,达到3.6亿元。公司在2018年仅录得营收3.62亿元,归母净利润更是巨亏17.86亿元。

财报一出,印纪传媒的股价随之一路狂跌,到2018年4月30日,印纪传媒变更为*ST印纪,股价收盘于2.49元/股,市值仅剩44.07亿元。

但从“电影教父”巅峰跌落的肖文革,却随着股份解禁期结束,疯狂套现成了人生赢家。

2018年1月30日,肖文革将其持有的印纪传媒1.07亿股股份转让给了安信信托,股份转让单价12.75元,套现金额13.6亿元;当年5月,肖文革又分别转让其持有的8142万股,和印纪华城持有的708万股,每股均价11.8元,再度套现10.44亿元。

仅这两次减持,肖文革便已套现24亿元。

而这远远还不是肖文革的全部操作。根据网易清流工作室的报道,自印纪传媒上市以来,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动人,频繁质押股权34次,截止2018年6月,已将持有的印纪传媒股票全部质押完毕,质押融资资金合计超过80亿元。

2018年7月,这些质押股票纷纷到期,却根本没有等来肖文革的回购。

而昔日的“中国电影教父”,则在这一年的12月,被北京第三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消费人员名单。肖文革及其一致行动人印纪华城、印纪时代涉诉事项累计涉诉金额高达78.85亿元,其中肖文革涉及的诉讼金额为57.35亿元。

而此时的印纪传媒,已是严重的资不抵债。根据印纪传媒2018年年报,截至报告期,公司流动负债为105.12亿元,流动资产却只有25.98亿元。

2019年10月10日,印纪传媒股票因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024年4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裁定宣告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在公司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报告中称:

印纪传媒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仅剩371.07元。



从“教父”到“老赖”,肖文革留下了一地鸡毛,从2018年开始,便不知所终。“铁三角”的另两位成员,丹密茨在上市公司中早已难觅踪影,吴冰则长期称病,滞留美国。

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2018年2月,在DMG娱乐工作了17年的美国员工克里斯·芬顿向DMG娱乐公司诉讼,在起诉书中他提到,吴冰和丹·密茨多次表示,“上市让我们变得富有”,但最终却只是老板们变得富有了。

在起诉书中,他还爆料了更多关于“富有”的细节:

比如美国比弗利山庄的豪宅(价值5000万美元),比如包括价值2500万美元的庞巴迪挑战者850,和价值3000万美元的庞巴迪全球Global Express这些私人飞机,以及包括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在内的多辆豪车。

而肖文革还在2015年5月2日前后,也就是公司借壳上市不久,乘坐拉斯维加斯永利酒店的私人飞机前往赌场,并被永利酒店视为座上宾。

也是在2015年,曾经有记者向肖文革和吴冰提问:到底想赚多少钱?

肖文革没有回应,吴冰则回答说:

“我没想过赚多少才够,反正赚多了就捐。”

还是网友说的好,这个赚字应该改成骗,捐字也应该改成: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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