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一场深刻的巨变!中国2/3的地方 人口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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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西部君◎来源 |  西部城事(ID:xibuchengshi0518) 已获授权人口存量竞争的激烈程度,再往前推进一步。‍‍‍‍‍‍‍‍‍‍截至目前,全国公开2023年人口数据的29个省份中(黑龙江、西藏尚未公布),常住人口负增长的达19个。


制图:城市财经

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开始进入了常住人口下行通道。

变化的速度,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快。这不仅是数量的变化,也将是人口分布空间的重构。

一场大变局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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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近三年的数据看,人口负增长地区的扩大是非常直观的。

2021年:全国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下降,15个省份增长,基本上属于打平的状态。

2022年:似乎迎来了转折,人口负增长省份降到13个,与此对应,人口增加的省份上升到18个——也即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人口变化录得正值。

原因不复杂:受疫情因素影响,多个沿海省份的人口向内陆回流。



比如,这一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都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而江西、山西、云南、甘肃等内陆省份,则实现了人口增长由负到正的转变。但是,这只是短暂的过渡。

2023年:随着社会切换到“正常”模式,人口再渡由内陆向沿海地区回流,形势出现了大逆转,人口负增长省份迅速增加到19个——数量占31省市的三分之二。

其中,安徽、四川、广西、福建、重庆、青海等6个省份,更是十年来首次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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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种趋势?

首先,这是人口存量竞争下的必然,逆转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背后对应的是一个总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基本盘:2022年,全国总人口减少85万;2023年,这一数字攀升到208万。



从“七普”数据看,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时间里,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仅有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共6个。对比当前的数据,两点变化非常明显。

一,上一个十年,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依然是主流。而现在,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成了主流。

二,上一个十年,人口减少的6个地区都是清一色的北方省份。现在,南方多省也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可以说,人口变化上的南北差距,已逐渐演化到南北和东中西差距并存的局面。

2023年,18个内陆地区中,仅新疆、贵州、宁夏,常住人口还能够维持正增长。并且,它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

比如,2022年,贵州、宁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10‰以上。而同期全国平均出生率仅6.77‰。

其次,不同省份,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存在差异。



比如,四川、辽宁、安徽等地,尽管常住人口减少,但依然属于人口净流入省份。也就是说,人口下降主要是被自然负增长拖累。

还有的省份,虽然自然增长为正,但人口净流出规模大。如广西、贵州等。

再者,人口布局在空间上的分化会继续加剧。

这不仅表现在东中西和南北上,也体现在一个地方的内部。

比如,省内各设区市都能够保持人口增长的省份,到2023年已仅剩浙江一地。‍另外,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会进一步显现。

一个细节是,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依然在增加——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大省。

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推进强省会建设,以及政策层面明确鼓励各种发展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这一进程将继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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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地区,可以说是率先感受到了人口变化的影响。

但是,在总人口减少的大前提下,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没有地方可以完全幸免。

要知道,如今那些还能够保持人口增长的中心城市,它们的增量也较以往下降明显。



比如,2010—2020年的十年里,深广蓉的人口增量均超过500万,但如今的增量仅有十来万,甚至不到十万。这与过去年均达数十万的增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意味着,哪怕是中心城市的“抢人”,也将面临更大的难度,空间大为收缩。‍

过去几年的“抢人大战”,各地都是以送落户资格、送购房补贴等“物质奖励”为主。但发展到今天,除了极个别城市,多数地方其实都无限接近“零门槛”落户。

人对城市的选择权,将更充分。

这种情况下,城市要“抢人”,除了产业和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的质量,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社会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之下,社会观念也将趋于更保守,更多追求安稳,而不是更冒险。

从目前披露的一线城市的情况看,如上海、广州、北京的人口回流规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比如,北京过去两年的人口合计减少2.8万;上海合计减少接近2万;广州合计也仅增加不到2万。

也就是说,人口存量时代,影响其实是全局性的。每一座城市,都需要有新的应对。

4人口属于“基本盘”。人口总量负增长,实际预示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收缩”的阶段。‍最直观的现象是,最近一两年,产科关停、幼儿园闭门等,已成为流行趋势。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比上年减少5610所;2023年,幼儿园数量则较上一年再减少1.48万所。



也就是说,过去两年,2.04万所幼儿园消失了。

理论上,人口减少了,公共服务质量是不是可以更高了?但未必,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少,相应的内需和投资的空间也在萎缩。

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将进入“存量”博弈中。

比如,以现在的人口情况来审视城市的发展规模,多数城市在产业、基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划,都势必需要新的调整。

事实上,变化已很明显。如即便是深圳、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新的地铁建设规模都已出现缩水。

此外,前不久12个重点地区因为债务原因,部分基建被叫停,也清晰地表明变化在发生。

存量竞争的残酷,还表现在社会不得不拿更多的资源为“过去”买单。‍‍‍‍‍‍‍‍‍‍‍‍‍‍一方面,很多地方要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还债。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各地公开的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防范化解地方债”频频出现。相关文件更是明确要求,重点省份要“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正是因为压力,最近多地给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表述:能修的绝不买新的,能重复用的绝不丢弃。



另一方面,速度放缓了,但随着老龄化的上升,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负担却在快速增加。

从GDP占比来看,我国养老金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1.9%增加到2020年的12.4%,增长较快。



但仍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可参考的数据是,2019年,OECD成员国养老基金资产占GDP比例的算术平均值为54.2%。

甚至,我们还得经历从“基建狂魔”到“维修狂魔”的转变。那些海量的基础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应的将是越来越高昂的维护保养成本。



即便是扩大内需,也不得不转向挖掘存量。

当前促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举措的名称,已然是微观地为“存量化”时代,标注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人口负增长,只是表象。更惊心动魄的,是背后对应的一系列深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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