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香港演员 演过鹿鼎记 后半生街头打工(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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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吴溟苍,如果你对这个名字陌生,也许对“车保罗”(@车保罗)能有点印象,最近因为参加一档综艺节目,63岁的我第一次上了内地的新闻热搜。

我的前半生,见证了香港电影最辉煌的年代,曾经和张国荣、周星驰演对手戏,在超过50多部影视作品里出镜,经历过风光无限的成名期,疯狂买车,挥霍无度。而后半生呢,我为了300港币一天的工资在街头维持治安、刷碗、扫厕所,体会过母亲去世都借不到钱下葬的人走茶凉。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我最终看清了自己。

这一辈子,我经历了太多浮浮沉沉,也看到社会上对我的经历有很多说法,其实不少是错的。这背后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自己讲一讲。

现在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过有时候在街上还是会被认出来。

1959年的秋天,我在香港出生,父亲在我4岁那年就去世了,是妈妈和奶奶拉扯我长大。我的家里人都是早年从内地来的香港。我记得奶奶是河北省石家庄人,她不会说粤语,还裹着一双小脚,平时我们就用国语交流。妈妈为了养家,接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工作,比如帮人家烧菜做饭,或者有人要寄东西去内地,她就帮别人代写汉字。妈妈工作忙,大部分时间都是奶奶在带我。

那时候,我们家住香港北角的唐楼,每栋房子的天台是互通的,前后楼都有楼梯。奶奶在家做饭的时候,我就到天台上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闻到楼里飘来饭菜的香味,才一路小跑着回家。别看奶奶裹着小脚,语言也不通,却一点不影响她在香港的生活。这个老人家不仅话多,朋友也多,不做饭的时候喜欢带我去公园溜达,走到哪里都能和街上的人聊起来,一聊就是大半天。当时北角地区说国语的人很多,潮州话、闽南话、上海话,能听到很多种语言。

也许是受奶奶的影响,我从小对周围充满好奇,还特别爱吃不同地方的美食,什么好吃的都想尝尝,什么好玩的都想试试。但家里可不会给那么多零用钱去挥霍。好就好在,以前的香港只要你愿意,很轻松就能找到活干。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我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家面包店贴了红纸在招人,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菠萝包、叉烧包、鸡尾包,可把我馋坏了。我想又能赚钱又能免费吃面包,哪能遇到这么好的事?

那份工作也简单,每天到店帮着收半天钱就可以,在我看来不过是简单的算术游戏。就这样,我二话没说进门找店员,问是不是在招人。老板透过柜台抬了抬头,看我个子生得高,对我说“好啦,那就试一试啦”。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后,老板让我每天下午来帮工。连我也没想到,天大的馅饼就这么来了。

年轻时的我,高高瘦瘦,后来个头长到了一米九。

回到家,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心里还想好了如果被阻拦应该怎么应对。没想到妈妈听了没有反对,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实在,因为我从此可以拿一部分钱补贴家用了。我一听妈妈这么说,积极性更高,每天下午放学就去店里做工,一开始是在前台收银,后来老板又把我派去做帮厨。我每天都可以尝到新鲜出炉的面包,一个月还能领75港币的工钱,日子好不快活。

只是,当我沉浸在美味和工资中,对学习就不那么上心了,成绩更是一落千丈。到了读初中的时候,我连升学都成问题。那个暑假,我不得不开始琢磨,接下来是继续念书,还是全职当学徒工?琢磨半天,好像还是当学徒工比较实在,不上学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早晚都要找份工作,倒不如现在就去社会看看是什么样。就这样,我踏上了社会大学的冒险,这一步一直走到了今天。

或许是吃厌了面包店的菠萝包,在面包店工作两年后,我跳槽去茶楼当了伙计。在那里,我每天拿个白毛巾放在肩上,见到店里来了客人就随上去问:“您喝什么茶?”再拿来茶壶和茶杯给客人倒上,恭敬地说一句“您慢慢喝”。

伙计干了一段时间,我又转去厨房帮师傅做点心。虽然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到茶楼准备食材,起得很早,但这是我一天之中最开心的时候。茶楼的师傅手艺很好,食材到了他们手上,很快就能变出各种美味的茶点。每次热腾腾的虾饺、烧卖刚出炉,师傅就会喊我去试试味道。我边吃边咂巴嘴,告诉师傅好像甜了一点、好像咸了一点。我实在想不出到哪里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直到后来,我喜欢上了电影。

我做工的茶楼离当年大名鼎鼎的皇都戏院不远,一有空我就跑到那里看电影。看电影要花钱买票,这在当时可比吃饭贵多了。有次看完电影,我遇到戏院的一位上司在招工,“有没有兴趣做带位啊?”我不懂什么叫带位,人家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带位就是帮观众撕了票以后带他们去自己的座位。

我年轻时与一些演员明星的合影。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告诉“自拍”】

我一想这工作简单呐,比做点心、卖东西简单多了。加上我家离皇都戏院更近,肚子饿了走5分钟就可以回家吃饭,连车钱都省了。好了,那我干脆不做吃的了,就去隔壁做带位。换工之后,我每天出门前必须把头发弄一弄,要是不弄,人就像两个手指头插进了220伏电,所有毛都翘起来,那可不行。我觉得自己代表着戏院的形象,对头发、衣服,每个细节都要有要求。

那是1971年前后,李小龙电影的热潮在香港兴起,从他的第一部片,到第二部、第三部,每一部我都看了无数遍,人都快变成李小龙了。每当观众在剧院外面排队哄抢、炒黄牛,伸着脖子想一睹大屏幕上李小龙的风采,我就很得意。因为只要我愿意,从早到晚我一天能看5遍李小龙。

戏院每天上午12点半开始放映,等影片正式开始后,我要么找个地方睡觉,要么就找个空位看电影,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看着李小龙在银幕上一个打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都倒不下去,我想这个人可真厉害。和身边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们都想在发型和造型上接近李小龙。有的人喜欢去裁缝店做一套和李小龙类似的服装,我上班要穿制服,没机会这样,就把自己的头发梳得刘海一截,鬓角一截,后发尾一截,捣鼓成像李小龙那样的短长发。

皇都戏院虽然工资只有几百块,不过看电影就不用花钱啦,每天有电影看、有东西吃、有钱拿,日子过得绝对快乐。只是李小龙的戏再好,看多了也会倦。于是在18岁那年,我换工作去了铜锣湾的利舞台,那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利舞台作为香港无线电视台下属单位,称得上是巨星的摇篮,在香港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除了电影放映,还以流行音乐的现场演出为主,是很多明星演艺事业的起点。从日本歌舞团到电视台演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表演,每天晚上歌舞升平、星光熠熠。当电视荧幕上的人真真切切出现在我面前,对比是真的很大,还是现场更精彩一点,爆炸率也大一点,我会比较喜欢舞台上的东西多一点。

因为所处行业的关系,我的打扮越来越时髦。

那时候见了太多艺人,从邓丽君、徐小凤这样的老歌星到梅艳芳这样的新演员,我都见过。在众多演员里,我尤其对一位叫邓英敏的头牌司仪印象深刻,有一次看到他在舞台上用英文和外国人对答如流、自在从容,让我特别羡慕。

工作中一次机缘巧合的经历,我因为帮顾客追贼得到公司奖励,负责人陈淑芬女士(张国荣经纪人)问我有什么要求。那时候我们都叫她陈大姐,我想了想,说“陈大姐,撕票没有前途,我想学舞台相关”。陈大姐就帮我安排去了后台,当灯光音响及工程技术员,为了感激她给的机会,我工作起来更卖力。

当年的利舞台由一位法国工程师设计,舞台可做360度旋转,还能自动转换布景,是香港唯一拥有这个设备的剧院,可以说十分超前。这里还经常有外国明星,带着自己的幕后团队来做技术执行。耳濡目染下,我处理音响、灯光和舞台的经验不断提高。

需要学习和应对的事情多,工作也更加忙碌,我在这个过程学习得很快乐,就像一个充分吸收水分的海绵,学到了很多东西。慢慢地,我成为了专业的舞台监理,负责大大小小的幕后事宜。在舞台观察演员们表演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种子悄悄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如果有机会,我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路线?”

1976年7月11日,香港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社会的大事。那一年正是环球小姐第二十五年银禧纪念,是当时世界最具规模的一次选秀,主办地正好在香港。这时我已经是很专业的舞台监理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当天上午的比赛,通过电视卫星直播到全世界5亿观众的面前。我作为处理舞台灯光的人,手一抬一举之间,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但凡手指头动错,那可要出大事。

以前我还和演员麦德罗演过舞台剧,第二排左数第一个是我。

那几年我工作十分卖力,但我注意到周围的同事都慢慢加工资了,就我没什么变化,这让我很生气。我去找上司理论,“为什么我到今天工资还是一块钱没涨?”,上司只说了几个字:“你会讲英文么?”这下把我问住了,上司接着说,“不会你还说什么,干活啦”。

就是这句话把我刺激到,决定第二天就要学英语,还去商科学校报了培训班。从字母、初级对话,到中级对话、高级对话一点点学。那时候利舞台晚上11点45还有一场电影放映,播的全是外国老片,我下了班浑身累到不行,但还是会抓住这个听英语学英语的机会。总之就是学了以后看,看了以后说,慢慢琢磨,语言经验就到了脑袋里。

后来,我还时不时去迪斯科找老外聊天,最开始不敢跟他们说太多,觉得自己英语不灵光,人家噼里啪啦地说,我就傻乎乎的样子,额……嗯……啊……哦。后来渐渐胆子大一点了,能跟别人对话。说多了越来越擅长,后来已经能和外国人吵架了,越吵英文越厉害。

我在利舞台干了七年幕后,灯光、音响、舞台管理……学了很多东西。后来香港新开一家香港艺术中心,在香港演艺学院对面,对幕后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就在那个时候去了一家名叫华星的娱乐公司。

华星公司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下属单位,1980年,我作为专业人员被借调到无线电视台。也是这一年,有天我听到道上的消息说,徐克在为他的新电影《第一类型危险》找演员,我心想反正自己在舞台上的经验那么多,不如去试一试,就算失败也没亏本咯。

这是在丽的电视台时期的照片,后排左二是张国荣,左三是我。

到了那边先是化妆穿服装拍造型照,然后就有选角导演来聊天,大概聊了十分钟不到,我就结束面试回去了。没想到后来真的收到消息,让我准备一下参加拍摄。入选以后我发现,原来我不止是做后台那么简单,好像还可以做个演员玩玩。直到现在我对每件事情的态度都是自我挑战,赢了,是我幸运;输了,也应该的,是我经验不够,再努力咯。

让我没想到的是,电影拍摄的时间竟然有那么长。为了参与电影拍摄,我前前后后请了一个半月的假,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给耽误了。领导对我很有意见,“你这么喜欢拍戏的话,倒不如辞职入行好了”。

当时我在艺术中心的工资是1070港币一个月,在舞台这一行来讲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我当演员两天的收入就已经超过做舞台一个月的工资,演的还不是什么大明星,只不过是一帮人去做一点傻事,然后就被外国人打死的那种小角色。我心想,这行也太简单了,轻轻松松拿这么多钱,好像傻子也行?那时候香港演艺圈的价格真是不简单,谁听了都要立刻发梦。

但其实,直到应聘角色前,我都根本不了解这些,拿到工资才感觉自己发现了财宝,真的很开心。剧组工资一结,我立刻给自己买了辆摩托车。开着摩托回到公司,听领导那么一说,那我就辞职全职做演员好了。当时的演员很喜欢用艺名,有朋友建议我也改一个,提供的几个选择里有“车保罗”。我想自己的英文名是保罗,而且我又喜欢车,“就用这个吧”,结果一用就用到了现在。

我在电影《富贵开心鬼》 中演配角,当时戏份很少。

那时候刚刚进入这一行,根本没有人认识我,也不可能那么命好,拍完一部接着一部。空闲没活干的时候,我就开着摩托车去放通告的地方喝杯咖啡,跟剧组的人聊聊天,“诶,有没有需要人手啊?”。人家看我个子高,喜欢喊我去做幕后打灯,在群演人手不够的时候让我替一替,“高佬,来搭把手啊”。这些活我都很乐意做,一来一回能多赚好几笔钱。

刚开始当演员的时候我很紧张,也没什么经验,一个很简单“推门-表现惊讶-再走出去”的镜头,我总共做了19遍,感觉镜头后面的摄影师已经生气到想杀死我。那时候拍电影用的还是胶片,来回拍19遍,都不知道让人家换了多少底片。

拍电影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你啊,一趟趟演,一趟趟重来,感觉周围人的眼睛都从眯眯眼变成了牛眼,看得我很不好意思。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你不要动作那么快啦,推开门是一,抬头往上面看是二,第三就是“啊?”不用说什么话,做出惊讶和意外的反应就好,第四再走出去,就这四个动作。

我又尝试了一遍,直到导演说“卡,大家休息5分钟”,才容我喘口气,有机会让自己静下来,再想想旁边人说的话。琢磨以后,到了第20遍镜头,效果是最好的。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经验,不要急,每件事要慢慢来。

在成龙1989年电影《奇迹》中出镜,左上角的大高个是我。

那时候,我已经感觉这样的日子收入不稳定,娱乐业是要等活干,不是活在等你,没戏拍的日子我就去地铁金钟站附近的一处大厦里当巡逻督查。

当时地铁还没开工,大厦内部正在装修,每个位置都挺危险的,我除了管理防火防盗、施工安全,还要做好人流管理。那段时间忙前忙后干了很多事,还因为抓贼有功获得了升职。三不五时,我再接一些剧组的小角色,比如当一个头头的小喽啰,站在后面什么话都不用说,工钱也不错。

从入行到后期,我的角色大部分都是这类配角。

就这么过了两年左右,我听说香港亚视在筹备一部青春剧,想找年轻人来演。因为我之前扮演过一些小角色,车保罗的名字已经被一些人知道,只不过不是那么有名。既然有人来找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就想试试看。

这一试,立马拿下两个剧,一个叫《I.Q.成熟时》,一个是《对对糊》,当年这两个剧都还是很厉害的。《I.Q.成熟时》既是青春剧又是搞笑片,我个子高高面形瘦长,主要负责剧情里搞笑的部分。《对对糊》更不用说了,主演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国荣。这两个剧拍下来之后,我和丽的电视台签了合同,成了他们的全职签约艺人。

为了宣传《对对糊》,我们给很多杂志报纸拍过宣传片,《明报周刊》是其中之一。

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好事,当时丽的有很多黑白片时代出来的的老演员,他们都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和表演才能,我就把握机会边和他们合作边学习。比如有的演员想表演阴阳怪气,他不只是靠眼神,还有说话的速度、语音语调的变化,我就模仿着演,再把它放在自己脑袋里。

签约以后,除了接通告、进剧组,还有很多活要干。比如说我除了演电视剧以外,还要参加综合性节目,做主持、唱歌跳舞,这样的事情都要尝试,过年的时候还要上街拍贺年词。有一次我们到影城取景,看到林青霞在那边休息,我就走过去说“霞姐,我是车保罗”,霞姐很客气,“你好,我认识你呀”,然后我们就一起跟观众拜了个早年。

参加综艺节目《忍忍忍游乐场》,穿红衣服的男生是我。

有时候拍电影电视剧要出外景,通告上说早上6点开始,但经常是过去以后从早上六点等到下午两点才轮到。就算拍完了也不能走,还要等大队伍都结束,再坐车回电视台拍影棚,一拍就到凌晨三四点。要是第二天又演早上6点的戏,那只能算自己倒霉,真的每天都不够睡。

不过,我也很幸运,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总是有很多节目和电影等着录制。我每天不停地拍,甚至忙到连花钱都没有时间。钱赚得多,坏习惯也来了。摩托车已经开始不想用了,最风光的时候我同一时间买了四部车,好像神经病了都,就觉得反正明天又会有钱进来,先花未来的钱咯。别的演员拿去买楼,我因为不会理财,乱花了很多钱。

因为影视剧的宣传和不少明星有合影,这是旁人抓拍的一张,旁边女生是张柏芝。

到后面,我发现债务还不上了,得到处找戏接戏。但人的时间就那么多,这边时间给了电视台,那边时间给电影,弄到最后很多事情自己都忘记了。我那时候还年轻,不懂得这个行业里的一些规则,比如最重要的守时。我犯了很多这方面的错误,后果呢可想而知,我只好自己灰溜溜地离开公司。

所以后半辈子我都在跟自己说,信用真的很重要,不能再犯这种错误,再犯的话恐怕找不到任何工作。后来我就算有病都不请假,能熬就熬过去,一切以不耽误工作为前提。

1998年,我39岁时,香港TVB一位李监制打电话说《鹿鼎记》在筹备,邀请我去试镜。我心里很感恩啊,还有人能记得我,应该去试一试,就进了TVB。过去一看才发现,这位李监制是我在华星娱乐帮忙买过烟的老兄。既然是老兄关照,那拍戏的时候更要做得好一点,不能让人家失望。

我在电影《鹿鼎记》中和陈小春搭戏。

开拍前,我反复看了过去好几版《鹿鼎记》,观察其他演员的表演,再仔细拿捏角色。那时候每个演员的表现都不一样,我就琢磨自己的人物“胖头陀”。他喜欢喝点小酒,这样的性格表现得豪放一点比较好。但是抓陈小春的时候,可能就要横一点,抓住了精髓,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大家对“胖头陀”这个角色印象都挺深刻。

这部古装片帮我打开了戏路,让我获得了更多类似剧本的机会,在《碧血剑》、《倚天屠龙记》、《寻秦记》与《封神榜》等电视剧里都有参演。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天会和很多明星搭戏,但我明白,我们终归不是一个道上的人。我这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清楚自己在演艺圈的位置,要做点什么活。我是甘草演员(编者注:香港叫法,意为绿叶配角),和大明星不过是工友的关系,工友就是上班见面,下班各回各家。

进入2000年之后,港片开始没落,我的人生随之浮沉。当时我年纪大了,TVB也在大量裁员。在TVB最后那几年,我同时做三个工作,演员只是其中一个,还会兼职卖卖保险理财,靠着这三份收入才刚刚让生活过得去。

我和老婆孩子的合影。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告诉“自拍”】

2003年,我45岁,和TVB的合约到期,公司开出一年2000港币底薪的工资想和我续约。我还要养家啊,出去找份别的工作至少比这个收入高。没想到离TVB后,我的人生遍跌入了低谷。离职第二周,我给很多演艺圈的朋友打电话求援,没想到大家都停下来了。

演艺圈找不到活,只能四处找零工。那时候为了生计,再底层的工作我都愿意做,只要是一份能吃饱饭的工作就好。有一个认识了几十年的好兄弟看我没活干,就让我跟着他去大厦里做装修帮工。

一开始没经验,我只能帮他扛水泥、递工具,但因为不知道每个工具的名字,东西常常拿错。后来稍微懂行了一些,我慢慢做起了小工,混水泥、涂墙……到后来大厦里的水管、电器,各种修修补补的事情都干了一遍。就这么300块港币一天,一个月拿9000块过日子,总好过坐在家里领政府救济金。

可是生活并没有因此放过我。2004年,我5岁的外孙女在车祸中去世,7年后,我的母亲也走了,我一度窘迫到没有钱支付她的安葬费,那一年我刚刚53岁,消沉到上下牙齿都掉没了,最后不得已向外界求助,筹钱葬母。后来是TVB的一个神秘人捐了几万块钱托人带给我,直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这个神秘人到底是哪位。

母亲去世后,我穿着孝服的照片。

为了赚钱,我被骗去日本拍“功夫喜剧”,结果到了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在意识到情况不对想拒绝时,还被制片人用棒球棍逼着就范。好在这部戏没有在香港上映,但以后日本我是绝对不会去了,叫救命都没人理你。

在那之后,我基本淡出了演艺圈,偶尔有朋友邀请,就接几部戏拍拍,大多数时间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打零工。我做过清洁、保安,去饭店洗过盘子,也刷过厕所,还曾当货车司机,每天给各个商铺送货。

我在2011年电影《憨豆特工》中出镜。

2021年4月1日,我正在香港元朗一个市场做监理,和往常一样处理市场里鸡毛蒜皮的事情。菜场里水管堵塞了、菜缺斤少两了、垃圾太多了、突然间有个人晕倒在地上了,全都是我要管的问题。那天,我突然接到台北电影节的电话,说我饰演的微电影短片《老人与狗》入围了最佳男主角,希望我去参加颁奖典礼。

当时我压根没有当真,说你不要找我开玩笑了好不好,工作还很忙。后来我去问导演,竟然是真的。那是一部只有30分钟的短片,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当主角,没有想到我59岁才第一次做男主角,竟然还因此入围台北电影节。

短片里,我饰演的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独居老人,本来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却意外领养了一条被遗弃的老狗。当时瘦骨嶙峋、穷困潦倒的我往那里一站,导演就觉得再合适不过了。不过,这次入围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领完奖还是继续打零工,偶尔在各种电视剧、节目里客串出出镜。

我在短片《老人与狗》中的剧照。

人活一辈子,心态很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用平常心去面对任何一件事。你把心态放正了,走哪条路都是正的。在演戏上也一样,虽然我的角色在别人眼里只是甘草演员,但我扮演过的角色绝对比男一号还多。就像打牌一样,你秘密地吃鸡糊和吃满堂红是两码事。我接触的人比较多,赢面比较多,机会也就更多嘛。有的人喜欢一吃就要吃10万100万,我可不是,有5000块我都愿意啦。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本分,我从来不是大明星,反而因为甘草演员的身份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我也更加不会把车保罗和我的工作混淆在一起,我能分得很清。不当演员,我就是一个姓吴的大高个,制服上都写有工号的嘛。不管是做演员还是打工,做好自己的工作,就会有人欣赏啦。

疫情期间,我在街头担任健康监察员。

现在,我和家人住在香港元朗农村的一个半山腰上面,这里离我工作的地方走路15分钟。我们一家七口人,我和爱人、儿子、儿媳、三个孙子,再加两条狗,租了一个村屋。我之前在香港的一家方舱医院干活,工作稳定、作息规律。下了班我就回家陪家人,每个月拿着五位数的工资。这份工作双休日不放假,不过可以调休到每周一和周三放假。下班之后,我喜欢买些零配件,给家里的门窗、电器什么的修修补补。

临时工的工作呢,我现在还一直在做,平时也有做一些义工。生活方面这几年没有太多变化,我也很享受这种生活,可以多陪陪家人。因为最近节目走红,有幸被大家看到,我确实多了一些拍戏的机会。如果以后能再拍摄一些影视剧,我还是会很期待。

到了我这个年纪,对于生活也许还有很多无奈,但基本上不去想,事情都过去了还想它来干嘛呢?就让它过去吧。以前很多人骗过我钱,也就这么算了。我永远相信好人有好报,多做点善事帮助别人,这是做人最重要的。



我和老婆带着两个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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