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陪人看病的人:找我的人大多都已穷途末路(组图)

6Park 生活 1 year, 1 month

陪诊,一个新兴的职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需求量井喷。

陪人看病,

这项看似貌不惊人的服务,

背后透射出老龄化、原子化、

丧偶式育儿等多个社会现象。

老人、异地就医者、宝妈、产妇,

因为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看病流程,

而需要他们。

独居的都市白领,

若要做胃镜、小手术,

则需要他们充当“临时家人”。

还有不想被人发现的抑郁症患者,

则需要他们,帮忙问诊、买药。





陪诊员牛森森推着病人去医院做化疗

与此同时,陪诊的争议一直存在。

他们和黄牛、药代有什么区别?

如何甄别他们提供的医疗信息的准确性?

这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力活,

更关乎专业知识与情绪劳动。

我们联系上多个城市的一线陪诊员。

撰文:洪冰蟾

责编:倪楚娇



在成都做陪诊的周娜,明显感觉到人手吃紧。

2022下半年开始,客单量以每个月10%的速度增加,到了春节前的那个月,竟然比上月暴增了45%。

“以往都是病人通知我哪一天的号,我就哪一天去服务,现在反过来了,问我哪一天能塞一趟陪诊,再按照我的时间去挂号。”





周娜(左)和同事正在陪诊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各个大城市。

在昆明,从12月中旬开始,打给李亮的咨询服务电话就没断过,他和3个同事完成了200多单,比上月多出20%。

在上海,1月中旬牛森森最疯狂的一天,接了8单,跑了4家医院,从呼吸科到肿瘤外科再到精神科。要知道,一天跑4单,就足以让同行大呼脚力惊人,极限操作了。

根据企查查数据,我国目前现存陪诊相关企业716家(仅统计名称内含有“陪诊”)。过去三个月里,平均每月成立30家。过去的一年里,成立了281家。而在2021年和2020年,这个数字是21和20家。

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是,2022年各个城市疫情的管控都很严格,去医院的流程十分曲折,很多人出不了门,只好请陪诊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去医院,跟医生视频通话问诊,再开药取药。

于是,代取药在春节前成为需求最旺盛的业务。

刘福鑫创下了连续10天,每天为4到5位病人取药的记录,其中50%是老年人。“当时很多老人的家属也倒下了,何况过年前本就是配药高峰期,有慢性疾病的话一般会备2-3个月的药。”





刘福鑫(左三)去医院代取药,在排队等叫号





牛森森去龙华医院急诊室,等待间歇去取药,多线程工作

上一波感染潮下,陪发热病人去医院一直是一个难题。医院人满为患,感染源混杂,陪同病人的家属,也很快会成为病人。

前不久,牛森森陪一位80多岁的阿姨去急诊,她感染以后引发了哮喘。按照当时的情况,病人挂完号,平均5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见完医生,得等3个小时才能输上液。漫长的等待,有时比病症本身更难捱。

等号等多了,牛森森练就了精确估算时间的能力。他让阿姨先回家休息,他则在现场等号,快轮到了,再喊阿姨过来。家属主要负责从家到医院大门的路途,医院内的事情,都放心交给了牛森森。





患者在等待区休息,陪诊员完成取号签到缴费手续

另一个急需陪诊员的人群,是异地医疗的大病患者。

12月底的时候,牛森森接到了一个求助,一位40多岁的乳腺癌病人,一个多月前,从安徽来上海做化疗,租了一间1500元的群租房。没想到,她和房里的病友接连阳了。好不容易阳康,可以做化疗了,弟弟从工地赶来陪护,结果他开始发烧,怕传染给她,只能走了。

“很多人是到了穷途末路,实在一点办法也没了,突然发现有我这种工作,就马上叫我来陪。”



陪诊的门槛并不高,没有完全对口的专业,从业者的背景各异。如果要讲共性的话,他们中的一部分,曾经历过家人看病难的困境,在一遍遍去医院照顾病人的过程里,被迫对人世间充满最多生离死别的地方熟悉起来。

周娜之所以做这一行,和她妈妈的去世有关。她以前在央企做管理,妈妈突然确诊了脑癌。“医生打来让我去见最后一面,慢慢地,妈妈手上有了泥,再后来,手上没了温度。那种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妈妈离开后,她看到很多人面对生病的老人,那种茫然失措的样子,于是决定辞职,做养老服务。为长期卧床的老人助浴,去得勤了,她发现“老人看病,是很具体的一个事情。”





陪诊员扬扬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代拿药


根据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9%。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周娜曾去过一个90岁的老人家里,开门的是她70多岁的女儿,为了照顾卧床的妈妈,她两条腿的韧带都拉断了。带妈妈出门看个病,是天大的难题。

即便是腿脚灵便的,仍难以一个人承受看病的流程。周娜举了个复杂的案例:先找医生开处方,再去医保窗口,再去交费窗口,交费分医保、自费、精神类、西药、中药,然后把所有票收集起来,打成彩印,去不同地方的窗口盖章,再到不同地方的药房拿药,核对每个药对应的用法,盒子上没写的又跑去问医生,再确认社保的报销是否成功,最后给病人寄出快递。“我们年纪轻,走得快,熟悉路线,都需要跑3个小时,换作老年人的话,一天都在里面不停地走。”





疫情期间的就诊须知,对老人来说,理解起来不容易


陪诊服务,最基础的,是用陪诊员的时间换病人的时间。更专业的部分,是利用信息差,节省大量时间。

“陪诊不光是跑腿,有很多看不到的工作。很多人得了病是一头雾水的,该挂哪个科室?专家周几坐诊?同一家医院有不同院区的话去哪个?医院附近哪里可以停车和住宿?我们接触得多了,会给一些建议。”

而最深,也最难触及的部分,是抚慰。

周娜遇到过一个党龄70年的老兵,脾气倔得很,父子关系冷若冰霜。“儿子陪着来,但两个人说不了一句话就要吵架。”老兵把电动轮椅开得飞快,儿子坐在很远的地方,周娜就在后头追,问他要不要喝水,想不想去厕所。

等待的间歇,老兵跟周娜讲自己过去的故事。他说:“他们都不要听我说话,家里没有哪个人能像你这样轻言细语。”看完病以后还给周娜发自己的奖章,全家的合影。“这个老人家就是缺乏陪伴的,这种缺失,不光是在医院里面。”

周娜觉得中国的病人,尤其老人,嘴巴都很硬,心里又装满恐惧。到医院的那一刻起,针头、消毒水气味、叫号广播、突然消失的邻床,每一个细节都在撕扯病人的精神防线。





周娜在给客户“翻译”医嘱上看不懂的部分

所以,一个好的陪诊员要注意一切的细节。

病人打屁股针、脱衣服做检查的时候,确保帘子被完整拉上了,然后退到外面等。

沟通话术要小心斟酌,“你是不是得了某某癌?”“你哪里还很痛吗?”这些话不能说。“有的病人喜欢打麻将,就跟他说,你胡牌前说什么吉祥话,上了手术台就在心里默念。”

有时,陪着和妈妈年纪相仿的阿姨陪诊,周娜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她在心里偷偷喊:“妈妈啊,我太想我的妈妈了。”







和医院里的人沟通,也是陪诊工作的一部分


职业陪诊,也给一群想要躲在暗处的人,提供了方便。

牛森森几乎每天都跑精神卫生中心,“我是做了这一行,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有心理上的问题。”

“回头客很多,每个月都会来找我。”因为部分处方药被严格控制数量,很多人选择定期把病历和医保卡寄给牛森森。

他印象最深的一个客户是医生,“他跟我说,知道我可以帮忙取药,他一晚没睡着。他自己是医生,特别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会叮嘱我快递盒上不要出现药的名称和600号的地址。”

去年上海封城期间,牛森森的工作一天没停,“基础疾病,社区还好帮忙配,但精神疾病的就没办法,找我的人里95%都是这种情况。”他们中有心智障碍的儿童、遭受过校园暴力的高中生、焦虑症和躁郁症发作的白领……找到牛森森的时候,要么已经断药多日,要么绝望地站在弹尽粮绝的悬崖边。





早上七点,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口等客户


儿科需要孩子到场预检,往往花上大半天,对家长的体力是很大考验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是,宝妈、做产检和做人工流产的女性。陪诊的存在,一部分替代了缺位的男性角色。

有一个江苏的宝妈,孩子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去年一年找了牛森森11次,“她跟我说,老公即使陪着来,也就是做司机,帮不上忙,你在的话我很有安全感。”





周娜正在陪做人工流产的女性

人工流产,必须要家属陪同,来找陪诊的女人都是孤身一人。

周娜陪过一个姑娘做人流,因为疫情,男方订不到火车票回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七尺男儿在电话里哭。”

手术当天,姑娘背着一个空包,早饭没有吃, “她很内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懂,什么都没准备就来了。”在手术室外等的时候,周娜给她买了术后用的卫生巾,然后去暖了一杯牛奶。“出来以后,她就受不了了,站不起来,坐不下去,我就抱着她的头,让她躺在椅子上睡一会。”

周娜也见过那些仅仅是物理到场的男性家属。

她在手术室外面陪其他人,看到一个姑娘出来,两条腿开始交叉走路,然后撞在地上。周娜一下蹿起来去扶,看到姑娘的老公一米八几,竟然还站在边上打电话。“我一下冒火了,冲他吼,小伙子你电话可不可以先挂一下?”

“那时候我就在想,亲近的人也不一定真用心,搞不好还没有我们用心。”







牛森森在租轮椅,他会在碰面前确认是否要轮椅,这项服务不加价


像牛森森和周娜这样成熟的陪诊员,有些时候,近乎一种“临时家人”的角色。

然而微妙的是,陪诊员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家属,有一些文件,他们没资格签署,医疗上的任何一个决定,他们无权为病人做出。

甚至逢年过节,他们都会恪守一种不言自明的行业默契,不主动聊天,不发祝福语。“就好像医院说欢迎再来一样。我发工作的朋友圈,都会分组家人朋友,怕人家觉得不吉利。”牛森森说。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便是,病人不到场的情况,几乎每个医生都会先确认,来的人和病人什么关系。“最近帮小朋友陪诊多,我一般会说:医生,我是她/他舅舅。”牛森森说。

为什么不如实告知?他担心医生不接受他这个职业,误以为他是黄牛和骗子。

有一次碰巧,他服务的三个病人竟然看的是同一个医生,他就当着医生的面,依次拨通不同的视频电话。医生起了疑心,问他怎么回事。他现场编了一个人物关系网络:我是a的邻居,b是a的亲戚,c是b的病友。





在药店帮患者买药





路过沙县小吃,帮患者买晚餐


作为一个新兴职业,混杂的灰色地带,并非不存在。有些陪诊员会收到患者的消息,卖不卖药,卖不卖号,甚至问能不能拿到殡仪馆的号。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很暧昧。

对从业者的资质审核也没有标准,大家的背景又鱼目混杂,有的是陪诊机构里上了培训课,有的在抖音上发一则人在医院的小视频便开始接单。而陪诊涉及到的,又多是个人信息、钱、药物,两边都有不安全感。病人担心支付了服务费,陪诊员到时爽约不来。陪诊会担心自己垫付了大额药钱,病人又不想要那个药了。





陪诊员的工作常态,一手电话回复消息,一手单据,同时盯着叫号屏

抖音和小红书是陪诊业务拓展很重要的接口。上面点赞过万的几条视频都在讲述这个市场多么如火如荼,一线陪诊员轻轻松松月入几万,好似挖掘了一个财富神话。

我们询问了几位入行半年以内的新手,平均每天2-3个客单的饱和状态下,一个月拿到手在1.2-1.5万不等。像牛森森这样入行3年的陪诊员,客源稳定,客单价“是平均水平的3-4倍”,收入自然更高,足以养活一个家庭,但他也经历过一个月只开工一次的冷清时候,“到了2022年才逐步好起来。”

陪诊员的年龄层分布从80后到00后,有的机构全员90后,其中不乏国内外名校的毕业生。专业相关性高的是护士转行,也有完全没关系的职业转行来的,比如99年的李亚迪以前从事旅游业,95年的刘福鑫干过房地产,80后的扬扬以前在4s店,70后 的李亮开跑腿公司。



饶是每周都要去肿瘤医院,看到满屋子人都戴着帽子,牛森森还是会有隐隐的酸楚和不安。

他们和病人的关系,有时候也会逾越单纯的客户与服务者关系,成为朋友,彼此关心,产生情感上的连接。

去年夏天,一个从内蒙古来上海看子宫癌、卵巢癌的阿姨找到牛森森。阿姨下飞机就胃痛,开始吐,牛森森给她买了胃药,带她去看急诊。“到诊室门口,她痛得问我,能搂着你的胳膊吗?我说我身上很凉,你趴在我腿上休息一会。”

阿姨回到内蒙古后,还时不时发消息给他,两个人相谈甚欢,阿姨要认他做干儿子,喊他找她玩。这也是唯一一位,他会在节日问候几句的客户,会主动说,如果再来上海看病,他给她租个房子,或者住他家都可以。

后来他才知道,阿姨已经得了7年卵巢癌,她早去北京看过,知道已经没有什么药可以用了。几个月后,牛森森的微信弹出阿姨的消息,是她女儿代替她发的。“我愣了很久,知道她已经不在了。”





看完病,牛森森送病人回住处


陪诊员扬扬是土生土长北京人,3年前她陪一位30多岁的山东女孩去宣武医院。女孩突然失去了说话能力,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因为要做加强CT,必须有人陪同,就通过抖音联系了扬扬。

女孩被确诊为重度肌无力。这3年,她一个人留在北京边打工边看病,活得很艰难,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北京医保。扬扬很同情她的遭遇,两个人年纪相仿谈得来,一直保持着联系。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她突然给扬扬打电话,说她阳了之后呼吸困难,能不能帮她联系一个医院。第二天扬扬带着她在北京城里跑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一家能收治的医院,“但是说情况特别复杂,后续至少得20万。”女孩手里只有5万,就给姐姐打电话凑钱,扬扬听姐姐的意思 “挺那个什么的”,就去跟医生商量,有5万可不可以先住进来。

扬扬把她送到住院部之后,医生马上开始上呼吸机,抢救女孩时,丢给扬扬一句话,她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她现在已经出院了,跟我说,你听听我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挺好的?她特别感谢我,说在北京还能有一个人关心自己。我们的关系好像不是普通的客户,反正就是,我为她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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