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提“适度超前基建”:何为超前?何为适度?(组图)

大鱼新闻 财经 3 days, 16 hours

“依靠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供给创造需求成为可能。要善于创造软环境,持续完善法治环境,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和服务供给。”

在9月6日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这段致辞,引起外界强烈反响。

此前一段时间,海内外媒体上有关中国基建投资下滑的新闻不绝于耳,部分涉足美港股乃至投资移民生意圈的国内头部财经自媒体,也俨然要一雪近年来“蛰伏”的委屈,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大肆散播中国经济增速“垮塌”在即的论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0.3%,增速较1到6月回落了2.3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4.6%,2020、2021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9%,较上半年回落1.5个百分点。作为基建投资的传统“发动机”之一,铁路投资,是一季度后国内基建投资放缓的典型代表,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628亿元,同比下降7.7%,其中7月完成639亿元,同比减少4.77%。

7月经济数据不及市场预期,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也并不难罗列,例如货币供应量增速的提前下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的滞后、二季度国内较大范围疫情反弹的影响......

不过只要跳出这些人为设置的议题“场域”,就不难发现,年中以基建投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放缓,远未达到所谓“问题”的程度。虽然数据同比增速下行,但仍然保持在较疫情之前更高的水平上;由于净出口贯穿全年的强力拉动,以及全年基建投资计划在三四季度的“释放”,中国全年经济增速达到8%应无问题。



运营商在珠峰铺设5G基站 资料图来自中国移动


既然数据波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们就不必期待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在“稳中求进总基调”之外的进一步加码,如所谓的“大水漫灌”。在此背景下,以刘鹤视频致辞的方式安抚市场情绪,是一种相当得体而及时的公众沟通方式。

事实上,许多基建投资乃至广泛固定资产投资的先行指标、高频指标,近期已经出现了拐头向上的变化,螺纹钢主力合约自8月下旬以来已上涨近800元/每吨,水泥价格指数八月份以来也有类似变化,同时,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提升,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在去年超高基数下,八月销量同比降幅也好于市场预期,证明整体销售较为景气。

虽然刘鹤致辞的主要用意在于安抚市场情绪,但作为政策沟通形式,致辞中“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语,依然透露出决策层对未来基建投资的擎画思路。

以笔者的理解,超前基建有着两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个层面,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市政、水利、生态环保、能源等领域建设,在总量和结构上,沿着政策侧重点的适当提速,比如水利是一个尤可期待的方向。

近年来,全球变暖对气候的影响,已越来越能够被普通公众所感知。以河南、新疆等地极端降雨事件为代表,降雨线的北移,开始对中国北方内陆地区带来影响,这种影响之深远,或许需要在千年级别的时间尺度上进行评估。自中国盛唐以来的北方干旱化,并非没有正在转向“湿润化”的可能,千年以来北方水土条件的变化,确实需要适当地超前应对;在极端气象事件发生后亡羊补牢,难免陷入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由中央层面直接统筹推进的南水北调超级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中央累积投资三千多亿元。2013、2014年,工程东、中线一期主体工程相继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2亿人,显著改善中国水资源分布“北缺南丰”的问题。

在北方水土再整治的宏伟进程中,南水北调工程无疑将继续作为重要抓手,牵引内陆河流水利体系重构。

在南水北调工程规划的东中西三条线路中,从长江上游水系向黄河上游水系调水的西线工程,由于对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巨大的投资量级、施工难度,自提出至今数十年间,始终处于比选论证阶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后,工程后续建设已经出现了提速迹象。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此前对该工程实施进度的表述是“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证”;但在8月《人民政协报》刊载的《只为大江济大河——全国政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题调研综述》一文中,则对工程进度作出更激进的展望:“西线工程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开工时间表,但其实需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规划方案比选论证工作,用两年左右时间开展重大问题研究,两年左右时间进行立项决策论证,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实现开工建设”。

一旦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正式开工,这一投资量级或许将达到万亿水平的“人类工程之王”,以及地方主导的黄河水系局部整治配套投入,无疑将为中国基建投资注入新的动力。



南水北调线路示意图 图片来自星球研究所


超前基建的第二个层面涵义,则是面向呼之欲出的数字化、智能化、清洁化转型浪潮,超前部署相关基础设施或技术能力“基座”,如清洁能源消费所需要的,从生产、输配电、储能到终端供能的基础设施体系,或智能化时代“万物互联”所需要的泛在传感器、物联网、云端存储算力等支撑要素,这些新质基础设施建设,亦即“新基建”,将帮助中国产业界乃至全社会,更充分享受到这一巨大变革浪潮释放的力量。

以新基建的代表性项目5G基站建设为例,客观而言,上半年投入确实有所放缓,三大运营商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特别是市占率居后的电信、联通,自建基站投入明显趋于保守。这一方面是个人用户对5G的使用体验,由于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服务商的流媒体优化技术迭代,相当程度上缺少与4G的可感知差异,导致5G用户导入缓慢,投资回收期延宕;另一方面,5G在行业应用,也就是企业市场上的开拓,尽管成果不断,但仍然未能达到由点及面,打穿某个大领域需求,形成“杀手级”应用场景。

新基建领域的超前建设,要求跳出短期成本收益权衡,在短期内,接受能力建设相较于实际需求的“过剩”,宁可让基础设施等待应用爆发,而不让终端应用的可能突破,受限于基础设施不足。

这种做法,事实上暗合着技术与商业创新的需要,例如作为美国防空基础设施而出现的互联网,正是由于院校之间局域网的能力“过剩”,为六七十年代的校园极客,提供了应用创新的可能,基础设施的“富余”能力溢出,往往会带动大量的技术前沿创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化潜力。

不过在超前基建的同时,“适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这种适度,同样有两层内涵。第一层,也是最直接的涵义,无疑是不能过度与实际需求脱节,以往基建领域出现的投资效益下滑现象,往往来自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举债弱约束下的过度建设,超出人口与产业现象的“新城”、“新区”建设冲动,留下了数不胜数的“鬼城”。

另一层涵义,则是基建投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在恰当的位置发挥作用,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在项目的具体规划建设实施上,淡化“运动员”的角色,如采用公私合营PPP等创新模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鼓励终端应用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此同时,政府的“裁判员”角色,则应大大加强,对政策套利的投机资本,或过度发展的垄断资本,应有相对健全严密的纠正机制。

在这方面,美国曾有过深刻教训,上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提出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号称将用20年时间、耗资4000亿美元打造一个宽带网络“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随后投机这一风口的AT&T随后耗费巨资并购地区性网络服务商,试图建立垄断宽带基础设施的“大一统”地位,却未料到不出数年,以家用有线电视为终端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被家用电脑渗透率的快速提升所颠覆,过度负债扩张的AT&T,也不得不全面剥离业务,最终卖身关联公司。

无论如何在基建投资即将到来的提速中,大项目与新现象将层出不穷涌现;其中的光荣与梦想,辉煌与遗憾,我们都将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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