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寄居孤儿和"保姆奶奶"的13年(组图)

大鱼新闻 生活 1 month, 1 week

雇主去世后,保姆赵月兰成了优优的奶奶赵月兰并非别无选择。

雇主夫妇去世后,优优成了保姆赵月兰的“孙子”。赵月兰本可以将优优还给他的亲属,法律会强制他们对孩子负责;也可以将孩子送到社会福利机构,医疗和教育条件都不差,不用筹款募捐就可以应对优优所患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但赵月兰不能。她忘不了雇主生前的嘱托,“别送走优优,只有你对他好”。雇主当年只相信她,如今她只相信自己,即使花掉女儿的彩礼去给优优治病,她也坚持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我又不敢收养”,十三年来,赵月兰与优优都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祖孙关系”。她害怕一旦办理收养手续,优优就会失去“弱势群体”所能得到的一切社会保护,包括孤儿生活补贴以及募捐来的善款;她也害怕,一旦与优优确认法律关系,会激化跟亲生女儿的矛盾。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只当自己在做好人好事。

于是,在这个家庭里,优优始终是个“寄居的孩子”,没有人在感情上对他吝啬,但也没有人能给他“孤儿”以外的法律身份。

优优旧病复发后,63岁的赵月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做回了“保姆奶奶”“保姆奶奶”

“今天买中药又花了七百多,吃激素不长个儿嘛,我不想毁了他。”2021年7月中旬见到赵月兰时,她穿着红白格的收腰连衣裙,坐在餐桌旁翻看近一个月的转账记录。

餐桌边放着两个纸盒,一个装满了中医药材,一个装着四五种不同功效的西药。一笔笔花销,在她手机上加载出来:“上次买了五包花了三百多,你看,前面还有一个三百多……”。

有限的收入,让赵月兰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老人。但她仍会在“紧巴巴”情况下,挤出一点钱去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63岁的赵月兰把头发染成时髦的红色,因奉行“不能穿得像老人”,常在网上淘买十几二十块的裙子,惹得邻居都来跟风。但自从今年6月,“孙子”优优的旧病复发,“买买买”的日子就结束了。她又做回了“南昌保姆奶奶”,这是她身上最显着的标签。

赵月兰有过一段帮人带孩子的保姆经历,优优是雇主的遗子。2013年至2016年间,雇主夫妇相继去世,因允诺“有我吃的就不会让孩子饿着”,她抚养优优至今,从6个月到13岁。

优优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六岁发病后在长春一家诊所治愈,直到今年6月6号再次复发。那天,老师突然打电话说优优发烧了,赵月兰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病了”。听到“复发”的推测,优优脸色变得难看,转过头来瞪着赵月兰,“你怎么老这么说”。赵月兰听了也不气,她知道优优对“复发”两个字敏感,因为吃过太多苦,“第一次发病,大冬天的发烧40多度,身上一件衣服也不能穿,只能敷冰袋。”

最终,南昌市儿童医院的大夫印证了她的猜测。医生建议给优优吃激素,但听说吃激素会影响身高,她马上拒绝;医生又建议打生物制剂,说曾有一个小孩从6岁发病,打到23岁,副作用小,但价格吓退了赵月兰,“每半月打一针,一针两千块,我打不起”,她说。

实际上,优优并非没有“亲人”。他尚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姑姑和舅舅。至于优优父母与家里人为何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赵月兰也说不清楚。

优优父母去世前,曾留下了家里老人的联系电话。此次优优旧病复发,赵月兰曾尝试求助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13年来几位老人几乎没有主动打来电话关心孩子,但优优毕竟是他们的“血脉”。

“你拿点钱给孩子治病吧”,今年复发之后,赵月兰拨通了优优奶奶的电话,对方敷衍着说,“好啊我有钱,我有十块钱。”赵月兰听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人煳涂,没法沟通。”

优优外婆的号码则成了空号,赵月兰几经打听也没有找到电话。“找到应该也没用”,赵月兰回忆,优优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外婆有一次路过,顺便来看优优,赵月兰求助说:“我把家底都掏空了,你能拿点吗?”对方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掏出两百,“还不如左邻右舍帮得多,我赌气让她拿走”,赵月兰没想到,她真的又把两百块装回包里。

这些天,优优高烧一直不退,他手脚肿着,腿部关节因为积水疼痛,走路只能一拐一拐的。赵月兰本想带他重回长春诊所治疗,但由于疫情原因,诊所暂时无法接待发热病人。无奈之下,赵月兰在本地找了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每天熬中药来稳定优优的病情,中药从30元一包“升级”为70元一包的,如果还不见效,恐怕要换成160元一包的,“你都想不到我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

养了优优十三年,赵月兰不缺荣誉,她缺钱。优优复发一星期后,正赶上一家企业举办“南昌好人”颁奖典礼,赵月兰凭抚养优优十三年的事迹,获得了“保姆奶奶”的奖杯。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不是感谢,而是“求求好心人,再救救我小孩吧”。

这时,媒体镜头纷纷对准她,优优病情的复发,让“保姆奶奶”的故事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优优的中药,从最初30元一包“升级”到70元一包“寄居”

时间倒回2013年7月的一天。

“咚咚咚......”,赵月兰的家门被敲响。门外,是一对提着包裹的夫妻,“我们生病了,被房东赶出来了,能在你这住两天吗?”

他们正是优优的父母。赵月兰是个单亲妈妈,为了养活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她退休后一边领着粮食加工场700元的工资,一边当保姆照顾邻居家孩子。孩子们在她家吃住,除奶粉外,穿衣、吃饭、睡觉一概由赵月兰负责,每个孩子每月收费1000元。

优优是赵月兰接手的第二个孩子,家住隔壁小区,2008年来的时候才六个月。最初,赵月兰对这家人的印象不错,尤其是优优,头发自来卷,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像膨胀的月牙,“他们一家人穿得都很干净很洋气”。据她了解,优优妈妈是超市售货员,每月工资一千出头,爸爸是货车司机,工资两千出头,两个人不光要应付日常开销,还要支付每月1000元的房租。

很快,夫妻俩就付不起保姆费了。赵月兰接手优优后,只在第一个月顺利地拿到了1000元工资,之后就是今天给三百,明天给两百,勉强能在一个月之内凑齐。四五个月后,夫妻俩再也拿不出钱,“优优好小的时候他们就欠了我两万多,这孩子完全是我养大的。”

赵月兰印象里,优优父母还经常“蹭饭”,他们总在上午十点左右来看孩子,到午饭时间也不离开,赵月兰只得留两人吃饭,“隔三差五就来,一个月要在这吃上20天。”

直到2013年7月两人叩响赵月兰的家门,他们嘴上说着“住两天就走”,却彻底搬了进来,并长期蜷缩在卧室L型的沙发两端。

有一天,赵月兰实在忍不住问他们:“不是住两三天就走吗?”夫妻俩这才承认,因为生病,他们已经丢掉工作很久,没钱。

赵月兰并不了解两人的具体病情,只是看着他们逐渐虚弱下来,女人长期躺着,脸色发白,男人则总是觉得冷,用毛巾把头全部围起。夫妻俩住进来之后,抛开吃住不谈,连电话费也要赵月兰支付。优优爸爸犯烟瘾了,赵月兰不得不几块几块地“资助”他去买烟。

其实,赵月兰对他们的包容并非毫无缘故,这对夫妻曾有恩于她。

2010年,赵月兰突犯心脏病,彼时,丈夫去世,女儿又在外地读书,是优优的母亲一天三顿地给她往医院送饭。医生说她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两万五,她拿不定主意给优优爸爸打去电话,优优爸爸笃定地说:“得搭桥,你要是没钱我去想办法,借钱也得搭。”这让赵月兰大为感动,“我明知道他借不到,但他这句话让我心里蛮舒服。”

正因如此,在拿不到保姆费的时候、不得不“收留”一家三口的时候,赵月兰总习惯性地将那份感动一再放大。

当然,她也发过脾气。

赵月兰有一个金色的小猪存钱罐,平时她会把零钱全放在里面,存满后就拿到商店或者银行换整钱。有一次邻居喊她去换钱,她拿起罐子的时候发现,“小猪”出奇地轻,她摇了几下,一个钢镚儿的动静都没有。

赵月兰急得去找优优爸爸对质,“女儿从没偷拿过钱,能是谁拿的?”。优优爸爸觉得瞒不过,最终承认是他花的。那一刻,养活他们一家三口的委屈一股脑儿涌上赵月兰心头,“你们吃我的,住我的,一分钱都没给过我,还拿我的钱,把我当傻子吗?”赵月兰曾多次告诉他们,家里每个月只有700块的生活费,“就这还要偷拿。”

其实,亲戚朋友一直都劝赵月兰“别管闲事”,但赵月兰总觉得,两个人年纪轻轻的,总有一天会找到工作把钱还上,回想起来,赵月兰只觉得自己“太傻了”。

优优从六个月起就寄居在赵月兰家,今年他小学毕业了,他想快点长大报答奶奶“托孤”

在这对夫妻寄居四个半月后,优优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2013年12月11号,优优妈妈一大早就说胸口好闷,赵月兰把窗户和房间门都打开也不管用。优优妈妈说想吃猪肝,赵月兰马上出去买,等把猪肝煮好端给她,她又不想吃了,只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大概下午六点,赵月兰发现优优妈妈的眼周和嘴巴都是黑色的,想送她去医院。优优妈妈却说:“别,我们吃你的住你的,你哪还有钱给我看病”,赵月兰忙说:“还有三百块,救人要紧。”于是让优优爸爸扶着她去了医院。

大约八小时后,优优爸爸满脸疲态地回了家,整个人瘫靠在门框上说:“人走了。”赵月兰点点头,她早就猜到了,从那天客厅挂表突然停了的时候她就预感“情况不好”。优优妈妈去世一年后,优优和爸爸接连确诊了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和淋巴癌,他们的生活笼罩在更大的阴影之下。

赵月兰住的房子是母亲的,母亲去世后,兄弟姐妹考虑到她经济困难就都没争没抢,把房子让给了她。优优妈妈在这里去世后,兄弟姐妹都抱怨她“把房子搞得乌烟瘴气。”赵月兰心里也觉得晦气。

2016年底,优优爸爸病情恶化,“要是再在我家出点什么事我就吓死了”。无奈之下,赵月兰挤出两千块钱让他另寻住处,独把优优留下。但赵月兰依旧允许他每天来家里吃饭,据她所知,优优爸爸每晚都在网吧过夜,到饭点儿就拄着拐棍来吃饭。

“直到现在我都很遗憾,没让优优爸吃上最后一顿。”赵月兰回忆,2016年大年三十下午,优优爸爸来敲门的时候她正在洗澡,“我以为他不会走的,谁想到去开门时人就不见了。”那天以后,优优爸爸踪影全无。

直到正月十二,赵月兰才听说,孩子的父亲死在了优优的姑姑家,被发现时遗体已经腐坏,从此优优成了孤儿。

但赵月兰并不打算让优优去与“孤儿”有关的任何机构,因为从小带大的不舍,更因为他父母临终前的嘱托。

优优妈妈去世前两天,夫妻俩突然变得很亲密,一整天都在沙发上依偎着,她路过时偶然听到两人聊天,优优妈妈说:“千万不要救我,救了以后坑得也是赵月兰,我们的小孩还要她养。”

两人刚搬进来时,优优妈妈就曾嘱咐赵月兰,“假如我们俩有事,这个小孩你一定要带着”,赵月兰不解,两个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事,“我以为是开玩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优优爸爸病重之后,赵月兰曾想拿积蓄送他去医院,但被拒绝了,“放弃我吧,小孩的病还需要治,我要是死了,千万不要把优优送走,只有你对他好。”

优优的病复发后,赵月兰的同学闻讯到家里捐款“我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养活他”

“你放心,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优优饿着”,被“托孤”时,赵月兰如是说。

她以为养孩子不过是吃饭、睡觉、上学,“但没想到会是这样”。优优的病不断挫伤着赵月兰的信心,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笃定。

优优第一次确诊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是在2014年。赵月兰记得,在医院做完检查后,她听到的第一个判断是“没法根治”。医生建议吃激素进行保守治疗,但可能导致发胖或者身体变形,赵月兰觉得“那跟毁了孩子没什么两样”,于是带优优去上海就医。“没想到还是一样的,只能吃激素。”

治疗期间,优优每个月去一次上海,每次停留半月左右,最高一次花了6万多,最少也得7000多,“一年零七个月治下来,怎么也有几十万”。赵月兰也捋不清这几十万是怎么凑齐的,除了社区组织的捐款以及好心人主动送来的钱,归属最明确的一笔应该就是女儿的彩礼钱了。

2015年,女儿结婚的当口,正好赶上优优要去上海看病。赵月兰的退休工资和保姆时期的积蓄已经用光,只能动了彩礼钱,除去给女儿买项链和戒指花的4000块,其余六万四都成了医药费。外孙办满月酒的时候,女儿特意嘱咐赵月兰:“彩礼钱你留着用吧,不用给我了。”赵月兰实在心虚,这才坦白。

当时女儿就跟她吵了起来,说她一门心思都扑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女婿也因此不再开口叫“妈”。

坐完月子,女儿希望赵月兰帮忙带孩子,自己好出去工作,但赵月兰不肯答应。女儿骂她“傻老太婆”,还说了很多气话:“你不带自己的亲外孙,也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何必为了一个外人活的这么累,等你老了,就靠他养你吧。”

赵月兰知道女儿是心疼她,但她对优优父母的承诺是心里迈不过去的坎儿,“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是养条狗,养了这么多年也舍不得扔掉”,她觉得,做人要有良心。但她也心疼女儿,女儿一家人全靠女婿的工资维持,“她也难啊”。现在女儿一有事,就会把两个孩子放在赵月兰家,她从不拒绝,生怕女儿说她连亲外孙都不管。

实际上,女儿并非表面上那样铁石心肠,优优只要缺东西,不管是衣服还是日用品,女儿都会及时送来。周末,女儿还会和丈夫一起带优优去游乐园。每年生日,女儿作为“姑姑”,都会提前给优优准备蛋糕,赵月兰总说生日没什么好过的,这时候女儿会反驳她:“要是不过,孩子就会想‘自己爸妈在该多好’,到时候多难受。”

优优患病以来,因为本地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家里经常有好心人到访,不免生出闲言碎语。有人说赵月兰想靠优优赚钱,有人说赵月兰已经发财了,甚至还有人说这病是赵月兰“搞”出来的,“这病的名字我读了两个月才读顺,我能搞得出来?”

提起这些,邻居都替赵月兰觉得委屈,感叹“好人难做”。起初赵月兰也觉得冤枉,但听得多了就觉得,“别人说啥管不了,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

从上海回来之后,赵月兰打听到长春有一家私人诊所曾经治好过类似病例,她带着优优,坐了22个小时的火车去见了医生。七个半月后,优优的症状果然慢慢消退,终于成为一个正常孩子。

此后,赵月兰一度认为已经扛过了最难的时候,随着优优健康长大,她也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晚年生活。

赵月兰在辅导优优功课送走?留下?

2021年6月,优优旧病复发,赵月兰的生活再次被“打回原形”。

在赵月兰的脑袋里,那些为钱发愁的琐碎片段,不断跟优优笑起来的美好画面“打架”,一个念头也随之反复:我撑不住了,到底要不要把他送走?

每天早上七点,赵月兰准时起床,把熬制中药的电水壶插上电,然后叫醒优优,顺便让他就着温水吃下退烧药或者消炎片。两个小时后,赵月兰把熬了两遍的中药端给优优。这期间,每隔四十分钟,她要把止痛药和治疗膝盖积水的药依次递到优优手上,不能溷合,因为怕西药之间有相互作用,影响效果。

这就是赵月兰现在的日子。

近两个月,赵月兰晚上最早也得凌晨两点以后才能睡觉,“优优每天都烧到快40度,我得守着他”。7月中旬,最后一次去赵月兰家采访时,眼科医院正好打来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因为熬夜和流泪,赵月兰明显感觉眼睛“不好使”了,经常模煳不清。但因为记者、朋友和好心人的来访,她一次次推迟着检查治疗的时间,“操心啊,这段时间最起码老了十岁”。

其实赵月兰并非别无选择。

赵月兰户口所在的社区名为“朱紫巷”,李献花是原社区主任,也是与赵月兰接触最多的社区工作人员。在帮助赵月兰募捐时,李献花曾听赵月兰念叨说:“我也不晓得自己寿命多长,万一我走了孩子怎么办”。李献花劝她干脆把优优送还给奶奶或者姥姥,但赵月兰认为,“人家不要,而且送过去肯定没有在我这过得好......”

赵月兰想起每次联系优优家人,都会得到类似“你想养就养,不养就送到福利院”的答复。对此,安嘉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表示,按照我国现行民法典规定,优优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有抚养义务的,他们有责任保护优优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其所需的治疗费用,他们也有义务支付,且义务不能随便放弃。如果优优诉之于法律,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可能涉嫌犯罪。

优优户口始终在隔壁的上谕亭社区,也就是外婆家,虽然外婆已经卖掉房子搬走,户口成为了空挂,但社区依然对优优的生活及治疗负责。熊春从2020年开始担任上谕亭社区的主任,她介绍,像优优这样的孤儿,可以送到西湖区福利机构,据她了解,福利机构可以将孩子抚养到18岁,教育、医疗条件都不差。

优优最近复发之后,赵月兰经常来上谕亭社区,一方面是希望社区能够帮忙筹款,另外也是为了倒倒心里的“苦水”,包括没钱、没精力、家庭关系受影响。“她力不从心,我知道”,为此,熊春多次建议赵月兰把优优送到街道的福利机构,她劝说赵月兰,辖区内不止一个孩子在那里生活,“送到那就不用你操心了,而且政府绝对不会不管孩子生病的事儿。”

一提“送走”,赵月兰就忍不住抹眼泪,“他们给送到医院肯定会打激素,万一小孩有副作用怎么办”,就像当初优优父母只相信她一样,如今她只相信自己。

只有一次,现实超越了感情。前几天,社区告诉她,社区能给优优的救助款最高只有600元,街道的额度也只有1000元,“我很生气,为什么全都要靠我一个人”,一时冲动,她跟熊春说:“干脆送走吧。”

“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送他去福利机构”,熊春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从社区层面来讲,她觉得去福利机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有更便利的医疗条件,赵月兰不用四处借钱筹款。而且,随着优优逐渐进入青春期,他们也担心,更多的宣传和募捐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影响,这也是一个大隐患。话说出口还没五秒钟,赵月兰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摇头摆手不断重复着,“还是不要送,不要送......”

“理解”是熊春与社区领导在“保姆奶奶”这件事情上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虽然需要时刻关注优优,还要对赵月兰的困难和需求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甚至要为孩子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前打算,但他们还是尊重13年的祖孙感情,“谁也没有权利强行送走优优,如果他们能够像正常家庭一样生活下去,我们比谁都欣慰。”

旧病复发,优优行动不便,有外人来时,他总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不敢收养他”

虽然“保姆奶奶”的称号已经多次出现在南昌本地报纸以及网络平台上,但在法律上,赵月兰与优优因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孙关系。

赵月兰回忆,领取优优的低保金时,因为不具备“监护人”身份,她只得求优优奶奶帮忙去法院办手续,才领出一万多。

张丽珍律师认为,身份的不明确可能会为赵月兰留下隐患。

张丽珍分析,随着赵月兰变老,等到有一天需要优优去赡养时,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他不愿意就可以不管,不被法律承认的抚养关系自然会衍生不被法律保护的赡养关系。赵月兰对此似乎并不关心,“良心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干嘛?”

关于募捐来的善款,赵月兰会记下每一笔的用途,看病买药的付款记录她也一一保存。赵月兰清楚地知道,自己仅仅是优优“事实”上的监护人,没有法律身份的保护,她不仅要做到不贪优优的钱,也要能证明自己没有贪。

张丽珍称,善款实际就是优优的财产,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赵月兰为避免优优利益受损失而管理财务,属于“无因管理”,受法律保护,即赵月兰可以支配使用这些财产,但前提是必须用于优优的治疗或生活,且需要留存单据以及支付凭证。

但当涉及低保或是政府补助时,赵月兰在领取资格方面受限较大。在具体的领款过程中,各部门或机构必然要审核监护人的领取资格,这时赵月兰的身份就比较尴尬,很可能没有办法取出钱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赵月兰女士应该去明确一下收养人或监护人的身份,以便行使这些权利”,张丽珍说。

“你以为我没了解过吗?是因为我不敢收养。”赵月兰所说的“不敢”,是怕办了收养手续之后,优优就失去了作为“弱势群体”所能得到的一切社会保护,包括低保以及募捐来的善款。她无法想象自己老去之后,失去奶奶庇护的优优再失去社会照顾,该如何过活,“到时候没钱看病也不能募捐,人家肯定都会说我‘没本事就别收养’”。

赵月兰觉得自己确实没有这个本事。“如果他没有病,也许我就去办手续了,把他养到18岁,自己能挣钱,等到结婚的年龄再给他准备彩礼......”显然,如今优优的病情发展早已超出赵月兰的预期,且超出太多,“不是几万块钱能解决的,我有什么资本去收养?”她想着,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另外,赵月兰也要顾及女儿的感受。万一正式收养了优优,为了治病很可能就要卖掉现在住的房子,这对赵月兰家庭关系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记得女儿说过,给优优存钱、花钱都可以,但如果把房子给了优优,那她在婆家“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婆家会怎么看待这个为了外人豁出一切的亲家母呢,“所以房子我是一定要留给女儿。”

赵月兰的担忧和烦恼,优优都看在眼里。生病到复发这七年间,优优变得越发沉默与内向。

李献花记得,优优小时候特别活泼,见面之后会跟她搂搂抱抱,围着她叫“献花大妈”;家里要是有记者来,他也会拉着人家玩,不停地说:“你不要走了,就在我家吃饭”。如今李献花打来电话,他最多就是打个招呼,被问到身体怎么样,也只有一个“好”字。

今年六月,赵月兰参加完“南昌好人”的颁奖典礼之后,公众的视线再次聚焦于这个祖孙构成的小家庭。上谕亭社区将优优的情况上报到了民政局,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科又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公益组织,他们愿意帮助优优对接到北京协和医院,并承担医保报销额度之外的所有医疗费用,但赵月兰还在犹豫,“那机票、吃住呢?”由于无法确定治疗期限,赵月兰怕打不起这场“持久战”。

这个夏天,一批批记者、好心人、邻居和同学再次来往于赵月兰家。她常在客厅跟来访的人诉苦、抱怨,哭着说没钱治病或是一遍遍讲述优优父母如何离去。

卧室里的优优总是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偶尔变换躺着的姿势缓解疼痛。

“外人”的身份一直跟着他,他自己也这么觉得,每次听到奶奶念叨由他引发的家庭矛盾,他总觉得抱歉。刚刚小学毕业,优优就想着长大以后一定要报答赵月兰,“因为奶奶对我最好,我却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