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为什么生不出孩子?20年间 精液浓度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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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燕 言懿 | 北京报道

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放开三胎”的消息来了。

中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生育政策放开的背后,是逐渐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

过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从0.57%放缓至0.5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三胎政策放开后,很多家庭面临“生还是不生”的抉择。这一切属于幸福的拥有选择权的家庭。在他们之外,那些“想生而生不出来”的家庭正在遭遇生育的困境,“不孕不育”成为他们的隐痛。

在“想生而生不出来”的痛苦和煎熬中,他们和生育时钟赛跑,辗转求医,甚至求神占卦,在无数次失望中寻找希望。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平均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这样的困境,以至于中国成为了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每年试管婴儿的数量逾20万例次。

试管婴儿是最后的出路,却并非是万全的出路。



今年31岁的张芳从来没想到“不孕”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工作—结婚,身为“小镇做题家”,人生一向按部就班的她,却卡在了生孩子这道关卡上。在头胎遭遇“胎停”之后,张芳用尽各种招数,然而肚皮却始终没有动静。临床上,张芳被诊断为“继发性不孕不育”。

“原来生孩子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失败是一个孤儿”。怀不上孩子,所有压力都压在了张芳身上。为了积极备孕,张芳推掉了很多工作,同事们满腹怨言,领导批评她“干不好别干了”,甚至有同事背着她说“谁没流过产啊”。

来自婆家的压力更是难以忍受,张芳头胎小产还未恢复,婆婆又打电话来催生。春节团圆过年,婆婆不时感叹张芳“为什么怀个孩子这么难”,抱不上孙子“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大家庭里,同龄人经常抱着孙子来串门,婆婆受不了,不时找人算命、开偏方,甚至想让张芳吃胎盘。

来自娘家的催生则是“软刀子”,头胎流产不到半年,妈妈又督促着张芳去看中医,说“妈妈不想让你再等了,你年纪也不小了”。

张芳感觉自己陷入了困境:“在公司,领导觉得我不是个好员工。在大家庭,公婆觉得我不是个好媳妇。在小家庭,老公觉得我不是个好妻子。”张芳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感叹她的无奈。

张芳也曾听朋友推荐,慕名上门求助一位在外出诊的所谓名医。到医馆一看,前面已经有二三十人排队等候。花了200元挂号,又排队等了两小时,终于轮到张芳。医生花5分钟简单了解了张芳的病史并号脉之后,告诉张芳先去医院抽血,看看有没有怀孕再说。随后,她被拉进了一个300人的微信群,之后再无人问津。

“谁不想赶紧怀孕呢?”张芳说。为了科学备孕,提高每一次可能的机会,她每天早上都要使用两种牌子的排卵、备孕试纸验尿,“感觉自己像熊猫烧香”一样。连续十几个月,张芳都在不断重复“希望—失望—绝望—再燃希望”的过程。每次备孕失败,她都需要花一整天时间来平复心情,“觉得四肢发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

张芳每天早上都像“熊猫烧香”一样,使用两个牌子的试纸



每个月都要用掉一二十条可丽蓝验孕棒

她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梦魇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尽头。

“(结婚后)一年不怀孕,怀孕等三年。”张芳如今才真切地理解了这句话。一开始,她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以为怀孕是个简单的、顺理成章的事儿。但直到自己开始备孕,才意识到,对于并非“易孕体质”的女性来说,怀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卵子质量、精子的数量和质量、排卵时间、子宫内膜厚度与受精卵协同情况、激素的波动等等都可能成为问题。

而张芳只是千万个遭遇生育难题患者中的一个。中国人口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

这意味着,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遭遇不孕不育问题。



门诊楼走廊内不孕不育夫妇在等待就诊

20年间,男性精液浓度下降了75%

“每次排卵都是深情的期待,每次月经都是失望的流泪。”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被称为“产科界男神”的段涛医生曾在一次演讲中如是描述备孕的过程。

在医学上,怀孕有一个专有名词“妊娠”。完整的妊娠期是指从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精子和卵子从相遇结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为100个左右囊胚细胞团、成功着床、发育长大直至最终分娩。中间的每一步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妊娠失败。尽管科学已经解释了这个过程中的大多问题,但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

“一般来说,一对育龄夫妇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在一起尝试怀孕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未果,我们才会诊断他(她)为不孕不育。”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事实上,即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对夫妇,半年之内大约有40%怀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约20%怀不上。根据相关统计,在各种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双方的因素占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妇双方因素占20%,剩下10%原因不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来说,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与精子质量、数量以及性行为能力有关。相对而言,女性不孕的原因更为复杂。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导致排卵障碍、输卵管堵塞阻碍卵子与精子结合、子宫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导致受精卵无法着床,等等。即使成功怀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乃至压力,都有可能导致胎儿停止发育,妊娠失败。

“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一般都建议夫妻双方共同来就诊,尽快查出原因来制定相应的方案来进行生育。”姜辉说,除夫妻双方自己的身体原因之外,环境污染、高节奏的生活、食品安全等问题都会影响生育功能。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国际研究显示,1992 年,正常可生育男性的精液浓度在 6000 万/毫升。1999年,可育男性的平均精液浓度已经下降到了 2000 万/毫升。2010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正常男性的平均精液浓度只有 1500 万/毫升。“2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超过75%。”

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即使查清了原因,治疗过程仍然是十分漫长的。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容易出现卵泡不成熟、持续性不排卵、雄激素过多和胰岛素抵抗等情况,多数表现为月经紊乱、闭经、不孕、多毛、肥胖等问题。

由于大部分多囊患者都存在排卵障碍,促排卵成为多囊患者怀孕过程中常见的治疗方式。

李悦就是典型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2019年,备孕大半年未成功的李悦去医院,意外被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医生告诉她,自然怀孕的概率只有正常人的50%左右,此外,还有相当高的流产概率。

从确诊的那一天起,李悦开启了长达近两年的促排经历。每个月,她都要往返医院10次以上,进行B超监测和激素水平测定,根据卵泡的成熟度注射药物来帮助卵子发育和排出。两年时间里,李悦已经不记得自己打了多少针,有些是在医院注射的,有些要拿回家自行完成注射。

促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药物的反应比较敏感,李悦每个月小腹都有将近20天处于酸痛的状态,甚至由于卵巢过度刺激而发烧。好在促排不是持续性的,三四个周期后,医生会建议她休息一个月。一年后,李悦终于怀孕了,可惜还不到两个月,胎儿没有查出胎心,停止发育了。

李悦不得不又一次开始促排之旅,这一次,加倍的药量给她身体带来了更大的负担,最终,医生只能无奈地对她表示:“不能一直这么刺激下去,考虑做试管吧。”

主治医师告诉她,多囊卵巢疾病和基因有一定关系,因此具有一定遗传性质。这也令李悦的父母十分愧疚。李悦的父母不仅一次主动提出要负担治疗过程中的所有费用,甚至主动劝说她,“不然直接领养或者用别人的卵子代孕吧”。

2021年了,生不出孩子仍然被威胁要离婚

赵一倩是一家二甲医院骨科的护士,在本医院生育可说是近水楼台。但与张芳一样,赵一倩也在头胎遭遇“停育”之后,迟迟未能再次怀孕,被临床诊断为“继发性不孕不育”的她,迈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随着年纪的增长,赵一倩的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逐渐明显,之后,赵一倩经历了多次促排,乃至试管婴儿,但都始终未能怀孕。

“之前,别说朋友圈朋友们晒孩子了,就是看到院子里流浪猫产仔、石榴结果,心里都会失落。”赵一倩说。

看中医、看西医、用偏方……5年久备未孕,赵一倩的处境更加举步维艰,来自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

“我觉得真的快坚持不住了。”赵一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如今夫妻二人都已经34岁,“再这样下去,还不知道婚姻能维持多久。”

“没孩子就要离婚。”这让她的朋友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但是赵一倩反而觉得能够理解,“这毕竟是一个人的生育权问题”。

在赵一倩看来,女性在生育问题上非常弱势。她所处的工作环境和求诊经历,让她见到了很多前来治疗不孕不育的夫妇。如果是男方的原因导致不能生育的,很少见妻子选择离婚,大多时候都默默陪着丈夫来看病,一遍又一遍地穿刺卵巢取卵、做试管婴儿,夫妻二人还可能会选择抱养;但如果是女方的原因导致不孕的,最终以离婚收场的概率并不低。

姜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整个检查和治疗过程来看,女性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身体承受的创伤都要比男性多。一般来说,如果存在不孕不育的情况,首先应该检查的是男方精液,因为男性的检查相对来说时间短、简单方便而且无创性检查多。而女性的检查则要涉及生理周期等方面,时间相对较长,检查相对频繁,有创性检查多,承受的压力也更大。

“每个促排的周期,我都有那么两周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医院。单位是不会因为你需要怀孕就网开一面的。”李悦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因为需要频繁请假,自己有半年的时间里绩效考核全部为零。“生活压力那么大,孩子要生,贷款也要还。因为请假耽误的工作要晚上加班完成,而熬夜又会影响受孕的概率。但又不敢辞职,即便是能在一年内顺利生完孩子,再重返职场时都已经35岁了,工作该多难找?万一不顺利,年龄更大再回来工作,还有人要吗?”



一对无生育能力的年轻夫妇从精子库走出

受孕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对于女性来说,成功受孕,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十月怀胎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遭遇胎停育之后,张芳发现,胚胎停育竟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现象。不聊不知道,许多已为人母的朋友,都曾经遭遇过早期胎停育,“光周围的朋友里就有7个”。

胚胎停育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胚胎着床及发育依赖于复杂的内分泌系统相互协调,任何一个环节失常,都可以导致胚胎停育。

“随着年纪越大,生殖细胞自身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越高。尤其是女性在35岁以后,卵巢功能开始明显下降,卵子的数量和质量也迅速下降。卵母细胞非整倍性的概率相应也会增加。”一位不愿具名的胚胎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胚胎染色体异常是引起胚胎停育的主要原因,约占所有胚胎停育的50%~60%。

博士毕业后结婚的李晓洁婚后第二年就怀上了孩子,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然而,意外却在她孕35周时发生。本来一心期待“卸货”的李晓洁,腹中的孩子却因脐带绕颈,窒息而亡。

眼睁睁看着千辛万苦孕育的小生命离开自己,李晓洁一时间难以接受,她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

煎熬16个小时,李晓洁完成了引产,引产的过程极其痛苦:舌下含药、下体塞药以促进宫缩,还伴随着高烧、剧痛、发抖畏寒、大出血……而更巨大的创伤,在她的内心。

好在一年多后,李晓洁又怀上了,此时她已经35岁。李晓洁说,她对事业已经没有什么期待,只希望能平平安安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

“还没等我结婚,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为什么怀个孕这么难?”在求子的过程中,张芳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问医生、问身边的人。在得到的答案中,“年纪大了不好要”这句话显得格外刺耳。

研究生毕业时她已经25岁,相亲认识老公,28岁结婚,然后开始买房、装修……张芳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自己人生的规划,没有想到却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为什么怀个孕这么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教授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生育力与很多因素相关,其中生育年龄的延后是导致生育力低下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说,生育力与很多因素相关,但整个妊娠过程中,女性的年龄是决定性因素。

据他介绍,从生理年龄上来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2~28岁,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5~35岁。随着大学入学率的提升,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压力、生活快节奏等方面的原因,很多育龄夫妇结婚时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等两年再生,很容易就错过了。

“很多人不知道,卵子是有出厂日期的。一个女生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的卵子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减数分裂。换句话说,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卵子就被打上了出厂日期。而男性不同,精子的出厂日期基本上是随时更新的。”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指出,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年龄的限制对于女性是很不公平的。

即使采取了辅助生殖的方法,女性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关键。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杂志在2015年年底发布的辅助生殖技术生育治疗的国际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率最高,其中,低于35岁年龄段的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来受孕的比例最大。

姜辉告诉记者:“胚胎最终的孕育是在女性子宫内完成的。对于女性来说,生育年龄推迟后,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卵母细胞质量改变,染色体异常概率增加,这些都会导致受孕概率低,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增加胎停育、流产以及分娩困难甚至是婴儿出生缺陷的概率。”

国家卫健委在近日回应出生人口下降时表示,原因之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

事实上,生育年龄晚的现状无法回避。乔杰表示,近年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生育问题有了不同看法,在最佳孕育年龄“能生而不想生”的人增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力下降,一些人又不得不面对“想生而生不出来”的问题。

(应采访对像要求,文中张芳、李悦、赵一倩、李晓洁为化名)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1期)



中国成辅助生殖第一大国,为什么那么多人生不出孩子

1978年7月25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及推广自此拉开序幕。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零的突破”。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逾20万例次,成为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


器皿里的卵子

辅助生殖——没有万全的技术手段

被誉为国内辅助生育殿堂的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殖内分泌疾病和不孕症诊治的综合性医疗中心之一。公开数据显示,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年门诊量近60万人次,每年完成不孕症检查及治疗手术超过万例。

声名在外,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以至于北医三院总是人满为患,挂号台前的工作人员不断重复“没号了,今天已经没号了”,却依然阻挡不住一拥而上的患者。

对于大部分来到北医三院的患者来说,采取“试管婴儿”来解决不孕不育的困境是他们最重要的需求。但是在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主任姜辉看来,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有90%的患者可以通过治疗或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的手段,达到怀孕的目的。只有当女性输卵管梗阻、男方精液很差、梗阻性无精子症和(或)排卵障碍经门诊药物促排卵不成功等情形下,才需要考虑做试管婴儿。

所谓“试管婴儿”,指的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俗称,包括从妇女体内取出卵子,放入试管内培养后,再加入处理过的精子,使卵子受精,经过继续培养后,受精卵发育成几个细胞而成为早期胚胎,再将这早期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由于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是在试管内进行的,故名“试管婴儿”。

公开资料显示,40年来,试管婴儿技术历经3次变革: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VF-ET)针对女性不孕,解决了卵子问题;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SCI)针对男性不育,解决了精子问题;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是在一代、二代基础上真正实现了胚胎的择优选择,可以筛选出一个没有染色体疾病和遗传病的胚胎进行植入。

“现在是快餐时代,很多人图省事,上来就说我们要做试管。”姜辉指出,试管婴儿并不是应对不孕不育的不二法宝,从综合妊娠率统计来看,常规药物治疗、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技术的整体妊娠率分别为15%、20%、40%~60%。

对于那些迫切想生孩子的不孕不育夫妇来说,试管婴儿的过程常常是痛苦与风险并存。

通常情况下,女性每个月才能排出一到两颗卵子。但为了达到做试管婴儿的卵子数量要求,只能通过药物刺激卵巢尽可能排出8到15颗卵子。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患者往往会因药物刺激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引起腹胀、腹水甚至卵巢增大、阴道出血等问题。即使取出的卵子成功受精,移植到子宫内是否能着床仍然是一个概率问题。不少经历了三到四次的夫妻表示,每一次移植都是从满怀希望到失望的轮回,等待结果的两周堪称人生中最漫长的14天。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然怀孕中异位妊娠(俗称“宫外孕”)发生率约为1%~2%,辅助生殖周期异位妊娠发生率较自然期增高2倍以上,其中试管婴儿周期异位妊娠发生率高达2%~11%。

胚胎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实,现在医学对于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机制没有全面认识。即便是试管婴儿,也只是将受精卵放入宫腔内,受精卵着床的过程是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干预的。

由于和丈夫的染色体中存在突变基因,王楠楠的第一个孩子患有科凯恩氏综合征,这是一种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全身器官会过早衰竭,医生判断活不过15岁。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要二胎。第二次怀孕后,产前基因检测显示胎儿同样患有免疫缺陷,不得不采取了人工停止妊娠的方法。为了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医生建议他们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第一次取卵后共成功培育了6个胚胎,但前两次移植都失败了。为了提高着床率,王楠楠从胚胎移植前期就开始打黄体酮,每次要打大约50~80针。黄体酮里面的油脂打多了屁股上的脂肪不吸收,形成了一个个“硬块”,王楠楠的妈妈每天用偏方给她敷土豆片。3次移植之后,王楠楠“屁股都打硬了”,终于成功怀上了孩子。对于她来说,之前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于一些精子质量有问题的男性来说,做试管的过程同样艰辛。刘少杰是一名患有克氏综合征的患者,这是一种先天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罕见病,发病率只有1/1000。克氏综合征的主要临床症状包括睾丸小、无精子等。为了要孩子,刘少杰跑遍了空军总医院、西什库一带的医院以及大大小小的中医院。在尝试了每周打两次促进血管膨胀的针和连续每天吃药等种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后,刘少杰几乎决定放弃治疗,甚至萌生了离婚不再拖累妻子的想法。最终,通过显微镜取精,北医三院的医生在他的睾丸里找到了存活的精子。在听到医生说“还不少”的时候,刘少杰终于松了一口气。从今往后,他再也不需要一进诊室就被医生要求脱裤子看一眼,也不需要再面对诸如“性生活怎么样”“把控能力如何”“坚持多长时间”等等让他难堪的问题。



医院厕所的门板上,也被各种代孕机构打上了非法广告

潜入生殖中心的“供卵、代孕”广告

“不是所有夫妇都肯定能有孩子的,这虽然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与内分泌生殖中心主任郁琦在一次采访中说,不育只是怀不上孩子,大多数情况下不育并不影响人的健康,而某些治疗不育的措施,特别是手术,包括试管婴儿等,却可以给个人带来伤害。

对于刘少杰来说,如果显微镜取精也失败了,他只剩下要不要选择用别人的捐精来做试管婴儿一条路了。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与他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是一件很难做抉择的事情。但对于很多患有卵巢早衰的女性来说,借用别人的卵子却是求而不得的一条路。

24岁的陈敏今年刚结婚,就被医生判断为卵巢早衰,AMH(卵巢储备功能)还不到1,几乎没有怀孕的可能。想要怀孕,只能采用别人的卵子,但是国内却没有像精子库一样的卵子库。由于买卖卵子是犯法的,陈敏只能等待捐卵,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万分之一。她所在的医院去年一年只有两例捐卵的病例。

“我们见过的一些捐卵的案例,其实也不是完全自发地捐卵。很多时候是同一个病房里,一个人促出来十几颗,而另一个人一颗也没有,于心不忍的情况下,我们医生也会去劝劝那个排卵多的,收一点钱,给另一个人几颗。其实这种情况下的捐卵,未来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是没办法啊,没有卵子的女人太可怜了。”一位不愿具名的生殖医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2003年,原国家卫生部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同期出台的精子库规范,允许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目的保存精子。

姜辉同时担任着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主任。他对记者表示,国家对于精子库的建立以及精子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人类精子库有三大功能:一是对正常人捐献的精子进行筛查,合格的储存起来,未来外供给生殖中心那些因无精子症等不孕不育患者使用;二是生殖保险,也就是俗称的“精子银行”,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放化疗患者、从事高风险工作的男性以及暂时无生育计划的晚婚晚育男性,把他们的精子暂时储存起来以备日后使用;三是科学研究。目前,北医三院人类精子库的现存量大约在25000管左右,每年外供5000~6000管给不孕不育患者使用。

“和取卵比起来,取精更方便,对男性身体也没有多少损伤。但是取卵不一样,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供卵者的生育能力,或造成其他的身体损伤。和捐精相比,放开卵子捐赠确实问题多多、难度很大。”姜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事实上,正因为通过技术手段很难解决没有卵子或者无法着床等技术难题,一些非法的地下生殖机构应运而生。在北京的多个生殖中心,记者都见到了一些打着“供卵、代孕”旗号的小广告。这些广告有些被印在小卡片里,在排队的时候被人偷偷塞到患者手里,有的则公然印在诊室候诊的椅子上,甚至厕所的门板上。

据记者了解,在地下的生殖产业链中,供卵的价格大约在1万~2万元一颗,代孕的费用则在40万~50万元间,最高可达上百万元。由于法律明令禁止,参与代孕的各方都承受着人身健康、财务损失、伦理纠纷以及法律身份认定等带来的风险。尽管如此,巨大的需求使得这个非法市场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据一家声称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个机构的代孕“经理人”称,他所在的机构一年内至少要接上百单代孕生意。

“要孩子的钱,都够盖一座楼房了”

对于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来说,在面临“养不起”这个问题之前,首当其冲的是“生不生得起”。

记者了解到,以几个常见的辅助生殖方式为例:促排卵每个周期的药物费用和检查费用在2000元左右;人工授精每周期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试管婴儿的价格则从2万元到8万元不等,第一代最便宜,第三代最贵,如果第一个周期未受孕成功,费用则会相应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现有生育支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生育保险已经覆盖了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的全流程。但像试管婴儿、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则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对于那些面对不孕不育困境的家庭来说,治疗费用只是花销中的一部分。不少受访的家庭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受孕,多年来他们求医问药,辗转了全国各地,漫长过程中花费的路费、住宿费不计其数。一对从四川往返长沙进行试管婴儿的夫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两年内4次移植,他们已经花费了近60万元,在当地县城,都可以建一座楼房了。

“不管是促排,还是试管,都需要做很多项检查,有的看着不多,几百几百加起来就不是一笔小数目。”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李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除了一些特定的治疗,前期的一些检查项目普通妇科也可以开。她的主治医生同时在妇科和生殖中心出诊,有些检查医生也会建议她到妇科做,这样可以走医保报销,“能省一点是一点”。

李悦的疑问在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育龄夫妇都面临不孕不育的困境,很多都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这难道不算疾病吗?为什么不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针对辅助生殖费用无法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一事,近年来,多位两会代表委员在建议中屡屡提及。2020年,国家医保局在答复这一问题时表示,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答复的依据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制定的《关于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意见的通知》。该通知采用排除法确定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这份通知规定,“各种不育(孕)症、性功能障碍的诊疗项目”被列为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对辅助生殖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丹麦的相关政策规定,40岁以下的女性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生育,将由政府承担所有费用。2020年,匈牙利宣布将提供免费的试管婴儿技术。

(应采访对像要求,文中李悦、王楠楠、刘少杰、陈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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