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老人住地下4层车库15年遭驱逐 惊动巴黎市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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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老人米洛万在巴黎15区的地下停车场已经住了15年。由于长期不交管理费,米洛万近日遭到停车场管理员的驱逐,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巴黎市府。在巴黎15区地下4层“安家”的老人

8平方米、没有水、没有光,唯一的“家具”是堆破铜烂铁(旧油漆罐,破裂的水泥袋、旧梯子和生锈工具)。纸板箱和一些旧布料充当了床的角色——这就是74岁的米洛万(Milovan)在巴黎15区的“家”。





▲ 《巴黎人报》报道截图。

退休、生着病、身无分文,米洛万在地下4层停车场1023号车库已经“居住”了15年。这个“住所”距蒙帕纳斯(Montparnasse)不远,地址为rue d'Alleray(XVth)。

居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栋楼里,有多少居民在上下班时经过1023号车库?

60多岁的杰拉德(Gérard)已经在这栋楼住了一年多,有几次,他“惊讶地见到了这位身体不太好的先生”。

也有楼栋居民开车经过时,对此视而不见。

“有些人会向我打招呼,”米洛万含糊不清地说道,目光有些呆滞疲惫:“有些人知道我睡在车库。车库的门经常是打开的。”

一位邻居说:“两年前,我在车库门口看到他,状态很不好。几个月前,警察还来过。”

另一个邻居说,“白天,我们会在住宅楼的花园里看到他。他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就听之任之了。从严格意义来说,他还是有片瓦遮身”。

被停车场管理员驱逐

不过,这个“家”现在也岌岌可危了:米洛万已经十多年没有为这个停车场付租金,因此也面临着流落街头的局面。

停车场物业公司GTF已经在库门上贴了一张纸,通知他车库将被清空、并会在4月28日上午11:30换锁。

何以沦落至此?

米洛万和停车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年前。当时,来自塞尔维亚的米洛万获得了法国居留证。那时候,他住在勒库比街(15区),从事的是建筑业。

1982年以来,他一直租用这个车库来停车和存放工作材料,租金每季度约300欧元。

退休后,米洛万中风,并失去了家和汽车。他曾向巴黎市政府提交社会福利房申请,但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住进车库。



▲ 米洛万的“家”。(《巴黎人报》报道截图)

GTF物业公司表示,对“这件事感到遗憾”,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不清楚这位先生的事,公司受委托进行干预以清空车库。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个流浪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付房租了。他的信息已经不再存在于我们的档案中”。接下来,GTF将“启动驱逐和收回车库的法律程序”。

住房权利协会介入,巴黎市府出手

上周三(4月28日),住房权利协会(DAL)发言人艾罗(Jean-Baptiste Eyraud)和少数成员来到了阿雷雷街(rue d'Alleray)解救米洛万。

联系住房权利协会的是米洛万的一位塞尔维亚同胞:“我认识他已有15年了”,米罗斯拉夫·兹瓦诺维奇讲述道:“我也住这栋楼里。我对他不太了解。他一直形单影只,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我知道他没有维护好自己的退休权益”。事实上,米洛万每月仅能领到200欧元。

好消息是,米洛万的悲惨故事终于“传”到了巴黎市府。负责住房的巴黎副市长Ian Brossat承诺:“我们将与他联系,让他得到帮助,为他安排住宿或安置在养老院中”。

求助热线工作人员压力大:“挂了电话会哭”

在115无家可归者求助热线当接线员,可能是件心理压力很大的活儿:工作人员有时挂掉电话后会哭泣,有时会因为来电人提到的自杀念头而彻夜难眠、非得做些什么不可。

事实上,巴黎115热线(Samusocial)每天平均接听2500个电话,接待能力为46000个床位,分布在整个巴黎地区。

但在这次疫情中,接待中心收到了“不要让任何人流落街头”的指示,因此115每天只能提供20多张床位。



▲ 巴黎市府提供的紧急接待住房。(巴黎市官网图)

因此,工作人员常常不得不遗憾地告知那些疲惫的来电者,“很抱歉”、“暂时没有床位了”:“现在是封城时期,所有中心都满员了,请明天再联系我们,也许会有空位。祝你好运,请好好照顾自己“。

墙上的发光指示板还提示着等待接听的呼叫者人数,无形中给接线员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虽然很可能没能联系到床位,但接线员们还是尽可能帮助来电者:

接待和定向综合服务(SIAO)主任布勒弗拉德(Sabrina Boulefrad)透露:“接线员还会帮求助者联系其他援助,如食品、护理、卫生、行政程序方面的帮助,或着耐心地倾听对方的心里话。”

事实上,在床位充足的情况下,分配床位只需要短短10分钟;但在相反情况下,接线员还需要安慰、鼓励来电者,通话时间可能拉长到1小时,令人精疲力尽。





▲ 《世界报》报道截图。

布勒弗拉德也坦言,接线员得到的报酬并不成正比:刚入职的接线员每月工资约1600欧元,仅略高于最低工资。

这也是为何接线员的“更新率”一直很高:社会学家赫伯奇(Elisa Herbage)对这些倾听专业人士做了研究。

她观察到,她们当中很少有人打算呆很长时间:“只有1/3人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他们也必须制定自我保护策略,比如缩短对话时间、不要问太多问题、不要询问太多其他情况“。

赫伯奇总结道,这是一种面对他人困境却无能为力时的自我保护机制,帮助接线人员忍受和接受这种负罪感。



▲ Kenny14岁时从勒阿弗尔的儿童接待中心“出走”,之后在巴黎流浪了17年。他向记者介绍说,流浪期间他一直在地下停车场过夜,但晚上停车场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让人无法安睡,更别提汽车尾气污染。如今,Kenny终于住进了社会福利房,并在一家商场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Brut视频截图)

巴黎北郊塞纳-圣德尼情况更特殊:接线员仅负责将请求传输到服务中心,后者会在晚上通过短信通知申请者(答案几乎总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该部门每天晚上都无法解决400-450人的问题。

“有时挂了电话,我会哭起来”,罗纳省115接线员露西(化名)回忆道:“但幸运的是,同事们在那里,我们会交谈和振作起来”。

这里的压力要比巴黎地区小一些:115可以满足1/4的请求。“我记得有个人在电话中谈论自杀的事。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要求他们一定要给一个解决方案”。



▲ 《法兰西西部报》报道,19岁的Alex此前一直在蒙彼利埃大街上流浪,疫情期间因为不戴口罩被多次罚款。Alex的遭遇得到了网红主播Rémi Gaillard的关注,后者在网上发起众筹,帮助Alex缴纳罚款。不仅如此,法国寿司连锁品牌Planet Sushi老板Siben N'ser还给“三观正、有进取心”的Alex介绍了一份在巴黎的工作机会,并助其找到了住所。Alex顺利通过面试,已开启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

41岁的里娜(化名)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前物理学教授。2014年,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法国,在大街上流浪了两个月,然后接到了学生父母的帮助。

2019年,里娜成为115岁的接线员:“我有时会提到自己的故事”。和许多回到家闭口不谈“扫兴”工作的同事们不同,她常会在家中和孩子们谈论这些事。

(欧洲时报/ 靖树 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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