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办主任重磅讲话阐述“爱国者治港”三标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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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日发表演说,称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目前极需完善相关制度。专家认为,中国近日表态暗示当局有意整顿香港政治制度。



中国港澳办辖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22日将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主题聚焦在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与改革香港选举制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 综合多家港媒报导,中国港澳办辖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22日将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主题聚焦在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与改革香港选举制度。香港《NOW新闻》报导中引述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演说,他表示发展香港民主制度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他认为目前最关键与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而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央主导下进行。

夏宝龙为爱国者治港定出三个标准,包含:

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丶安全丶发展利益。

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

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此外,夏宝龙也表示,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必须达到四项要求,包含: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原则丶敢于担当。

胸怀“国之大者”。

精诚团结。

而为了完善“爱国者治港”的相关制度,夏宝龙认为,执行者必须坚持五大原则:

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

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近期的相关讨论显示北京可能有意整顿香港选举制度。他说:“虽然香港名义上仍是中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实际上香港社会很多层面都已出现‘大陆化’的情况。他们透过各种方式攻击香港的公民自由丶人权丶法治与民主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高级讲师蔡子强告诉德国之声,夏宝龙演说中最主要的讯息是,中国政府将主导香港的选举制度改革,而改革很有可能由中国的人大来执行。他说:“中国政府将透过选举制度改革来排除任何被他们视为‘不爱国’的政治人物,他们将无法参与选举或在香港政府内部担任官职。”

蔡子强还说,虽然夏宝龙在演说中仍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治港的基础,但是在北京心中,一国的重要性绝对大于两制。而那些不符合中国政府“爱国者”定义的人,主要是被北京视为反共产党、与外国势力勾结或是提倡港独的政治人物。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夏宝龙只透过演说定下选举制度改革的基调,但他并未在演说中透露太多细节,所以现阶段很难清楚了解选举制度改革会为民主派带来多大的打击。”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发展香港民主制度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而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须由中国政府领导。

此前,中国官媒新华社连日刊登与“爱国者治港”相关的学者采访。其中,新华社20日刊登了一篇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何俊志的采访报道,他在访问中称“爱国者治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才让“极端反中乱港份子”以“瘫痪特区政府”与“夺取管治权”为目的,企图全方位争夺香港管治权。

报道引述何俊志称:“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规则该规定还未规定或有规定贯彻得不彻底,比如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丶候选人条件规定丶竞选活动规定丶当选议员之后的行为规范等,这为‘揽炒派’‘揽炒’香港提供了机会。‘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的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乱港者出局’。”

专家:北京想全面控制香港

除了中国传出欲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外,香港法院上周也开庭审理“8·18‘流水式集会’”,黎智英丶李柱铭等9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列为被告。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起诉诈骗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后一直被关押至今。

此外,香港警方上周称黎智英因协助“12港人案”中的李宇轩潜逃至台湾,所以被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与“串谋协助罪犯”,并于2月16日于香港赤柱监狱再次被拘捕。

香港法院上周也开庭审理“8·18‘流水式集会’”,黎智英丶李柱铭等9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列为被告。

针对香港政府过去一周内一连串的举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全面控制香港。他说:“中国政府已不在意牺牲一国两制,他们也不理会香港回归前做出的承诺或基本法的任何规定。他们现在希望透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并藉此破坏香港公民社会。”

锺剑华说,香港政府过去一年多来透过各种法律手段,拘捕在香港民主运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指出:“香港政府一方面希望藉此消灭民主派的势力,一方面也希望在社会中制造一种寒蝉效应。这种手法根本不是正常法治社会该有的行为,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自2021年起,至少有黄之锋丶谭得志与黎智英等三位民主派人士,因新案件在关押期间在狱中被二次拘捕及增加控诉。陈家洛告诉德国之声,香港政府此举是想让高知名度的民主派人士长期消失于公众视野,并在香港公民社会中制造恐慌。

他说:“香港政府运用黄之锋等人为例,让香港社会明白政府不会轻易放过‘麻烦制造者’。然而,这种做法不但会在香港社会中制造恐慌,也会进一步降低香港人对政府与司法系统的信心。”

锺剑华指出,虽然自从《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人很难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是香港近期发布的各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与香港政府的观感越来越负面。他说:“我相信香港公民社会仍在用一些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破坏香港公民社会还是不容易的。我认为香港的困境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时候要看香港人的态度丶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中国政府内部是否产生变化。目前仍存有很多变数。”

陈家洛也说,香港的各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社会仍存在一股强劲的反抗能量。他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公民团体都因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而限缩了他们的规模,但我相信公民团体与运动者间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连结,他们应该都在观察香港的情势变化,并努力适应新的情势。”


信息量巨大!港澳办主任重磅讲话阐述“爱国者治港”三标准

自去年2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后,夏宝龙在22日举行的全国港澳研究会视频研讨会上发表首次公开重要讲话,对“爱国者治港”原则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进行详细阐释。



多名香港和内地政治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夏宝龙此次讲话释放出大量重磅信号,标志着中央已对上世纪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标准进行提升并进一步清晰化。夏宝龙的有关论述显示出,中央认为特区选举制度漏洞是造成香港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急需修补,更传递出有关下一步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的信息。

提升“爱国者治港”标准:不挑战中央、接受中共领导、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夏宝龙对“爱国者治港”的论述意味着中央对“香港爱国者”的定义标准比1997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标准”有进一步提升,尤其体现在“不得挑战中央权力”“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绝不允许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三点。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一标准的改变是由于香港有两大趋势并未在回归后改变,尤其在最近几年里甚至愈演愈烈:一是反对派愈发强化“对抗中央”和“对抗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宪制秩序”的基本立场,并勾结外部力量意图夺取特区管治权;二是外部势力干预、渗透香港的步伐并未停止,甚至希望把香港变成针对中国政权的“颠覆基地”。此外,由于行政立法对立导致无法有效施政,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管治维艰、威信不振,“行政主导”更无从说起。

“在这一局面下,有必要提升对‘爱国者’的定义标准,站在国家大局的角度看待香港问题,把国家民族意识放在更高的位置。”刘兆佳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夏宝龙在当天的讲话中明确,爱国不是抽象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同时强调,在中国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

刘兆佳认为,夏宝龙强调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针对香港反对派长期宣扬的一个观点,即把“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地理中国”和“民族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概念抽象化并与现实中存在的中国对立,并以此为由拒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忠。秉持这一观点的人不会被视为“爱国者”,未来也将不能进入特区管治架构中去。

他同时表示,夏宝龙的话同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即“爱国者”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并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执政党,只是在香港采取一套独特的行政管理方式,而香港并非一个“独立政治实体”。他表示,这同时意味着肩负特区管治责任的人可以不信奉共产主义,但必须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国两制”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22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是动态发展过程,而当下的香港政治格局也已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不相同,尤其现在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已通过选举漏洞进入特区管治架构,成为香港诸多乱象的根源。“因此,习近平主席1月27日听取林郑月娥2020年述职报告时提到的‘爱国者治港’,已是对原有内涵的提升与发展。”

不过,夏宝龙在讲话中同时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社会多样多元,部分市民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

刘兆佳对此解读认为,“忠诚反对派”也是“爱国者”的一部分。他解释称,“忠诚反对派”可以对政制改革有不同意见,对香港经济社会治理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在宪法、基本法框架内活动,不勾结外部势力,不危害国家安全,中央可以接受,甚至希望现在的香港反对派成员转化成“忠诚反对派”。

或仿效“国安法”路径,全国人大直接作出改革决定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田飞龙22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表示,夏宝龙在讲话中强调,完善相关选举制度必须“尊重中央主导权”。这意味着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或将效仿此前“国安法”的颁布路径,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有关中央对特区制度创制权的内容直接作出决定,香港特区政府配合并执行,而不走此前“特区提出、中央批准”的政改“五步曲”路径。

夏宝龙在22日的讲话中同时表示,反中乱港分子、“港独”等激进分离势力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区议会等机构。他们利用这些平台散播“港独”主张,抗拒中央管治,煽动对内地的不满情绪,肆意阻挠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他们与街头暴力分子一样,都是政治上彻头彻尾的“揽炒派”,是香港的乱源。

刘兆佳认为,夏宝龙这段论述,意味着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将牵涉到选举办法、选举活动和经费、候选人资格审查、议员和委员履职前的宣誓、议员和委员在履职后的监察、对外部势力的监管等方面;也意味着改革的对象将不仅涵盖行政、立法领域,还将包括区议会等法定机构人选的选举,甚至司法机关人选的确定。

而张建则进一步认为,夏宝龙提及的“重要法定机构”还包括一些因立场偏颇而遭民众抗议的公营机构,譬如香港电台,这些接受政府任命的负责人也应当符合“爱国者”的标准。

两个核心措施:“入”与“出”

香港选举改革将可能有哪些具体举措?刘兆佳表示,具体改革措施将有两个核心:一是“入”,即审查候选人资格,倘这方面把关严密,非忠诚反对派人士将根本不能“入闸”成为候选人,后续问题也将较为简单;二是“出”,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制度,倘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人侥幸进入,可剥夺其议员或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分析认为,倘若依次方向展开选举改革,优化“入闸”“出闸”制度,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当选区议员的部分反对派人士或将被剥夺区议员资格和成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当天,夏宝龙还表示,香港选举制度绝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对此,刘兆佳认为,任何选举制度反映的都是该国或该地区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妥协与斗争,目的在于达到良好的管治。“一国两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制度,这意味着香港的选举制度也会有其特殊性,而其具体设计也必须有利于达到“一国两制”的重要目标,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以及维系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

这名特区政府前顾问预计,西方国家和港内反对势力一定会对中央的选举改革计划作出联手反弹,但预计不会在港内激起太大的负面效果。

22日下午,林郑月娥会见记者时表示,完善选举制度,就是为了令在政府、立法会及区议会内管治香港的人,都是爱国者。根据《基本法》,治港者包括特首、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法官、区议员和公务员。

她同时强调,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的事,而选举制度是其中重要一环,并非特区高度自治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及她本人都非常尊重中央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会全力配合。她称,未来12个月,香港有立法会选举、选委会选举和特首选举,而中央也形容选举制度问题有迫切性,相信中央会考虑相关时间表。

“这次香港选举改革将构成‘一国两制’制度的一个‘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田飞龙对《环球时报》记者称,即这次改革将是一次制度性、结构性、体系性的改变,不同于既往的小修小补,将在“一国两制”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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