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江西

起初，吴医生是不愿意聊的。

但当上官正义指出她为代孕人员提供便利时，吴医生态度骤变，说：“你要说这个我肯定愿意跟你聊嘛，我也不想跟他们有什么纠葛。”

吴医生说的“他们”，是指上官正义从湖南一路追踪过来的代孕公司的工作人员。

吴医生是江西省宜丰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前述代孕公司的人称，吴医生正是他们在医院里的内线。过去几个月，她先后为4名代孕产妇在医院分娩开绿灯，获利1.8万元。这些她都亲口承认。

顺着代孕机构流出的代孕人员信息追查，宜丰县人民医院85公里外，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医院产科医生在查到上官正义提供的代孕人员信息后，赶忙发誓，说他们跟代孕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最多只是吃过他们送的水果。

长期以来，为了让代孕的孩子具有合法身份，代孕机构打通医院环节，让代孕产妇使用客户的身份信息入院。如此，待孩子分娩后，尽管客户并未亲自生产，但因为入院登记的是她的信息，其跟孩子自然产生了合法的亲子关系，并得以顺利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一条涉及公立医院的地下代孕产业链，浮现出来了。

近期，知名打拐人上官正义接连披露湖南、贵州等地医院，其中甚至包括公立三甲医院，涉嫌为代孕人员提供便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甚至是买卖婴儿。

代孕俗称“借腹生子”，是由第三方女性代替委托人完成孕育和分娩胎儿的过程。

在我国，代孕是非法的。2001年，我国原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但数量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使得非法代孕有着现实的需求。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患者超过5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至15%。

此前，代孕的最后环节——分娩，大都在私立医院进行，但上官正义接连举报多所公立医院牵涉其中，揭露了代孕在地下发展的另一面貌。

现实情况可能超出过往认知，为此南风窗记者进行了调查了解。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023年11月，因揭露襄阳健桥医院院长贩卖出生证明（点击查看往期报道），上官正义受到公众关注。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在关注非法代孕，只是还未掌握实质的证据。



襄阳健桥医院相关问题通报

上官正义之所以关注代孕，是因为他发现代孕中可能涉及买卖婴儿和贩卖出生证。早前，他在一个代孕中介群里看到一些广告：“双胞胎男宝现31周，客户只要一个，另一个外送，需要领养的私聊·····”



代孕群里的领养信息

经他了解，这种所谓的领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

“多余”的孩子从而何来？

“代孕公司有时会帮客户放两个胚胎，导致代妈怀了双胞胎”，上官正义告诉南风窗，有实力的客户会加钱要两个，没实力的话代孕公司就会把“多余”孩子“挂”到群里。

有时，代孕公司也会单独售卖出生证。上官正义说，有些代孕机构会让代孕产妇拿着买婴儿人员的身份信息去住院分娩，这样，生出来的孩子名义上就成了买方自己的孩子，可以正常申领出生证。实际上，是代孕机构将出生证卖给了对方。

代妈怀着的客户孩子怎么办？上官正义向南风窗解释，“很简单，让客户和代妈生的孩子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再给他们做好相关材料，补一张出生证就可以了。”

2024年1月，上官正义通过卧底从代孕中介处拿到了湖南两家医院疑似帮助代孕产妇生子的线索。

令他惊讶的是，这两家医院，一家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另一家是长沙市妇幼保健院，都是公立三甲医院。

1月20日-25日，上官正义到这两家医院反映他们存在接待代孕产妇的情况。3月15日，湖南省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工作专班对举报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4天后，湖南省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2024年湖南省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霹雳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但代孕机构和中介并未停止活动。

上官正义告诉南风窗，他卧底掌握的这条线索显示，代孕机构老板谢总和中介人员张姐都是湖南的。他查证到，在2023年11月前，谢总和张姐安排代孕产妇在湖南冷水江市某医院生产。

“卧底”期间，代孕中介告诉上官正义，当时，襄阳健桥医院事件后，冷水江某医院不敢再接收代孕产妇，于是他们就转到了湖南省另外两家公立医院。

等上述两家医院被上官正义揭露后，代孕机构又带着代孕产妇“转战”至贵州凯里市某妇产医院，之后又到了江西宜春、赣州等三家医院——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宜丰县人民医院、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医院。

至此，这一条线上最少勾连了7家医院，其中5家是公立医院。

上官正义说，之前在跟代孕中介交流时对方提到，以前他们都安排代孕产妇在私立医院生产，后来转到了公立医院，因为他们发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拿他人身份证生孩子

3月22日-24日，南风窗记者和上官正义一同前往江西实地调查代孕中介口中“最安全的地方”，宜丰县人民医院是第一站。

“吴医生在吗？”南风窗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询问，值班护士没抬头，边整理手里的材料，边说吴医生下班回家了，下午2点半才来。

这位吴医生便是代孕中介口中，他们在宜丰县人民医院的内线。

当天14时30分后，吴医生仍没来上班。南风窗记者在宜丰县人民医院公众号过往的文章中寻到了吴医生的手机号，拔了过去。

电话那边，吴医生说自己下乡随访去了，下午不来医院。上官正义几次问她能否告知地址，过去找她，她都说不方便，让我们告知具体事情。上官正义直接问，“医院可不可以代孕”，吴医生随即否定，说她不清楚这些事。

随后，上官正义表明身份，明确告知已经掌握了她接收代孕产妇的证据。此时，吴医生磕巴起来，说愿意见面。



宜丰县人民医院/何国胜 摄

约半小时后，吴医生到了医院停车场。

她说，“最开始是不想接的”，但有个朋友介绍过来，就卖了个情面。而且，吴医生说，第一个代孕产妇来时她并不知道是代孕生产。

实际上，在首个代孕产妇后，该院产科陆续又接待了至少三位代孕产妇。这点被戳破后，吴医生支吾几声，又改了态度，说第一个代孕产妇顺利生产后，介绍人跟她交了底，承认是代孕的。

但吴医生并未就此停手，而是继续接收。吴医生说，她先后接了4个代孕产妇。每次代孕产妇顺利出院后，介绍人给她送礼品，其中夹着现金，每个产妇4000元。加上礼品和现金，4个产妇她收了1.8万余元。

吴医生告诉南风窗，在她和代孕中介张姐之间搭桥的是宜丰当地一女子刘某，早前也是她的病人。

在今年过年前，刘某询问吴医生在她们医院生产的流程，吴医生告诉了她，对方又说有个湖南朋友（即张姐）的朋友想来宜丰县人民医院生产，因为那边医院人太多了。

吴医生说当时想着卖个人情就让她们来了，分娩那天，不是她当班，但也帮他们打了招呼，顺利住院。



宜丰县人民医院产科，上官正义在询问护士/何国胜 摄

当晚，记者通过吴医生提供的号码，拨通了刘某的电话。刘某告诉记者，她此前确实介绍张姐朋友来宜丰县人民医院生过孩子，但并不知道她们是代孕的，也没有收过他们钱。同时，她也否认吴医生在3月22日当天给她打过电话，不过，吴医生当天给记者看过她打给刘某的通话记录，确实存在。

更重要的问题是，拿着别人的身份证也能住院分娩吗？

“就是钻了这个漏洞。”吴医生说，因为产妇的住院手续都是家人帮忙办的，所以住院部的人无法核实是否是同一人，而她们医院住院时没有人脸识别，身份核实靠主治医生辨别。

若发现产妇实际年龄和入院手续中年龄及面部等其他信息不一致时，尽管不可以拒绝收治，但可以反馈给医院，按流程处理。

但吴医生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给他们开了“绿灯”。

吴医生坦承，之后几个代孕产妇每次都在她当班的时候来，她都帮忙办了入院手续。

尽管她知道这些代孕产妇很“怪”，因为“没有老公陪，都是一个女伴，而且都不走医保，全部自费”。但吴医生还是收治了她们，并让她们顺利生产、出院。

“是我脑袋进水了”

“对天发誓，没有收过钱。”3月23日，在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医院产科，查出上官正义提供的代孕人员信息时，代孕产妇的收治医生和手术医生纷纷发誓。

23日、24日，南风窗记者与上官正义等人一行，先后到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医院、赣州市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查，发现上官正义从代孕机构处获得的信息与住院分娩信息均有对应。

当查询到代孕客户王某的信息时，袁州区红十字医院产科的医生说道：怪不得要扫脸，我们三月份开始扫脸的。



宜春市袁州区红十字医院/何国胜 摄

同时，医生们也开始回忆起王某入院时的一些异常：深夜入院，联系人写了配偶的名字，“但那个男的一直没有出现过，她是跟一个女伴过来的”。一位医生说。

上官正义说，中介告诉他，他们跟袁州区红十字医院当天剖腹产的手术医生打了招呼。该手术医生随即发誓，说绝对没有，只是吃过他们送的水果。

晚上，上官正义拨通了代孕客户王某的电话，起初她说自己的孩子已上了户口，也给清了代孕费用。但当上官正义表明身份后，她又改口否认，说她不知道什么代孕，并挂断了电话。

3月24日，在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值班医生没有直接回应我们的举报信息，称她很忙，没空查询，也不知晓该院是否有代孕。

但她说，此前，他们医院曾送来一个在别的医院生产时大出血的代孕产妇，经抢救后最终切除了子宫，之后他们按程序上报给当地卫健委处理。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国胜 摄

随后，记者和上官正义在办理出入院手续窗口处查询得知，中介流出信息中的代孕客户赵某确在2月某日入住该院并顺利分娩。最后他们全部选择自费，没有通过医保报销。

上官正义说代孕中介之所以能攻破医院的防线，或许与医院对入院人员的身份核实不甚严格有关，但或许也存在医院内部人员的接应，如宜丰县人民医院的吴医生一般。

不过在旁人眼里，吴医生已算得上不错。43岁的她，已是科室副主任。而且在2023年母亲节，宜丰发布推出的专题文章中，吴医生作为母亲典型出现，称她为“帮助见证4000多人成为母亲的母亲”。



宜丰发布2023年5月份母亲节专题推文截图

那这样的吴医生，为何会因1.8万元铤而走险？

吴医生的回答令人意外：因为看到几个不是经她手的代孕产妇也在她们科生产，也不是张姐送来的 。“正是因为这个，我就犯了糊涂，想着就算不通过我这条线，她们也会来这里生，因为这是我们医院入院的一个漏洞。”

在一切都被戳破后，吴医生叹气道：是我脑袋进水了。她说自己不知道张姐后面是一个“犯罪集团”，要这样，“别说1万多，10万20万我也不会搭里面去。”

最后，上官正义建议她主动向上级坦白，交待问题。吴医生随即问：我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上官正义已通过社媒公开了部分线索。3月26日，宜丰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网上举报我县人民医院一医生参与代孕一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县卫健委会同公安、市监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985卵妹的话我们也能找到”

尽管上述各医院行径超出常人认知，但它们在整个代孕的链条上处于末尾，一起代孕生意能顺利进行，代孕中介和机构是最关键的存在。他们连通客户、供卵者、代孕者、培育和移植胚胎的地下实验室以及生产医院。

通常，这些公司以某健康咨询公司或生殖健康公司为名，正常注册成立，但实际上干的是代孕的生意。

3月22日，南风窗记者联系到一位自称是重庆某代孕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记者以未婚男同性恋者，想要个孩子为由向其询问能否做代孕，对方满口应承。

记者问最近代孕打击较严，是否能办，“没问题”，他说，并问记者想在国内做还是国外，说国外部分地区因为合法较为便宜。

记者选择了国内套餐，对方报价67万元，包成功，如有失败风险，他们承担，并承诺在供精者身体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大概18个月可以抱到孩子。

但这67万并非所有的费用。

赵某说，男同性恋群体或其他不孕不育的夫妻因为无法提供卵子，还需出一笔买卵子的费用。

“卵子的价格6万元到30万元不等，看你需要哪个级别的卵泡。”赵某告诉记者，这些价差由供卵者的年龄、容貌、学历、智商和健康程度决定。

在代孕行业，供卵者被称为卵妹。

赵某说，6万元的卵子是最基本的，属于盲捐，客户知道捐卵泡的人，但卵妹的学历不高。如果想要人长得漂亮，身材好，学历又高的，可能需要10-30万元不等。

“你想要‘985’卵妹的话我们也能找到。”赵某告诉记者。

不过他随即给出了提醒：从经济角度来讲，我建议你们用10万元左右的，是大学生就可以了。没必要找那种高学历的，因为同行业中很多所谓高学历的数据都作假。



《母语》剧照

而另一个自称是杭州的代孕中介吉某给记者提供了更细致的选择，她说卵妹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去找，“你想要身高1米65以上的、本科学历、大眼睛、双眼皮，或者什么血型、星座都可以”，找好后他们会建群，客户在群里选，选中后便检查身体，看是否合格。

吉某说，他们提供的卵妹一般都是大学生，选中卵妹后，可以进行一次线上面试。面试可以要求她素颜，也可以要求她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因为怕她整容了”，更可以让她转个身、站起来看看身高或者问问家族有无肥胖史等。

赵某对卵妹的年龄有“专业”的建议：医学角度上，女性生育最佳年龄是25岁，这个年龄的卵妹最好。故此，他们提供的卵妹25岁的居多，最小22岁，没有超过30岁的，“因为那种老（卵）泡质量不好。”

上官正义告诉记者，卵妹在取卵时，大都在“地下”进行，手术卫生环境难有保障，存在很大的危险。

但赵某对此闭口不谈，转而说相比于卵妹，代孕的女性没有太多条件。行业内，他们将代孕的女性称作代妈或孕妈。他说，代妈的年龄一般在25-35岁之间，不能超过35岁。

“代妈的长相不重要，关键是身体健康，心态好，只要能吃能喝能睡，就是很好的。”赵某说。

吉某告诉记者，他们提供的代妈中，客户有意向的都会带去做体检，有传染病的不能要，需身体健康，骨盆情况好。代妈确定并移植胚胎后，他们会统一管理，在怀孕期间不允许回家。

他们会给4个代妈租一栋别墅，有司机、保姆、护士、营养师还有心理咨询师陪护，等她们生完孩子才可以回家。

“她要是随意回家，如果有什么不良嗜好或者熬夜吸毒，对孩子有影响，我们也把控不了。”吉某说，对于成功率，他们跟客户一样在意。

同时，吉某提醒记者，在代妈怀上孩子后，客户可以在代妈做产检时偷偷看下。“但我不建议你去接触他，因为做代妈的人都比较穷，怕她后期讹上你。“吉某说。

“什么时候成功做到男孩，

什么时候给你”

除了挑选卵妹和代妈，代孕过程中，另一个常被提起的疑问是，如果代妈怀了双胞胎，怎么办？

赵某说，若是双胞胎，客户想要的话，需要加10万，不要，就拿掉一个孩子。



代孕合同中约定，双胞胎需在出生前额外支付18万元

而上官正义告诉记者，根据他长期卧底，有些代孕机构在移植胚胎时，故意移植两个，让客户多出钱。万一客户不要，他们就会找人“领养”，“所谓领养，其实就是买卖，一个孩子10万元”，上官正义说。

而且，代孕公司还可以提供指定性别的服务。吉某说，他们的代孕服务分为两个套餐——优选套餐和指定套餐。

前者是在他们培育的胚胎里面，成功哪个就接受哪个，不管性别。后者是客户要什么性别就给什么性别，“假如你要男孩，什么时候成功做到男孩，什么时候给你。”吉某说。

两个套餐，价格有别。优选套餐63.8万元，指定套餐68.8万元。“这是市场价，到时候你跟老板也能谈。”吉某说。同时，吉某向记者承诺，代妈生产时，记者可以选择医院，公立私立医院都可以，因为总价里包含了他们打点医院的费用。

如果一切商量妥当，中介会带客户去公司签合同。不过，赵某告诉记者，这个所谓合同更像是个君子协议。因为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使得合同在法律上难有效力。但为了打消客户的疑虑，合同还是会签，以公司身份或个人身份。

合同中，约定了供精方、供卵方的条件，约定了付款的流程及客户要额外付费的情况，甚至约定了办理出生证的费用。

在南风窗获取的两份代孕合同中，付款流程一般分为5-8步，分别是：签订合同当日、开启促排卵周期时、试管阶段完成，孕母选择环节、验孕成功、测到胎心、孕母怀孕16周、24周以及新生儿出生前。



南风窗获取的其中一份代孕合同中对付款及补偿明细的约定

而这也大致是代孕的流程：从促排卵、培育胚胎、胚胎移植到最后保胎分娩。这整个过程中，大部分步骤都在“地下”完成。

此外，南风窗获取的两份合同中还规定，若是双胞胎，客户还需补交18万元、15万元，若代妈被剖腹产，也需额外支付几千元。

出生医学证明也被明码标价。一份合同显示，出生证办理费用随着客户年龄增长而变动。客户45岁以下，出生证3万元，45-49岁，6万元，50-53岁，10万元，53岁以上则实报实销。



出生证明的办理费用

记者向代孕公司人员赵某问过出生证的事，对于男同性恋群体，因为没有妻子，孩子代孕出生后，办理出生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而没有出生证，就无法上户口。

但赵某让记者打消这种担忧。“这已经不是难题了，太简单的事情，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赵某说，男同性恋群体的代孕他们做了很多个，孩子的出生证一定没问题。

赵某向记者保证，出生证是直接领出来的，而且父亲名字一定是客户本人的。至于孩子母亲的身份，以及可能需要到的结婚证，他们都会帮忙解决，且办出生证的费用也已经包含在了67万元中。

“搞这个事情我都后悔死了“

动辄60几万元的代孕费用，对普通家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现实中，花数十万代孕的是哪些人？

在代孕中介吉某发给记者的代孕公司宣传PPT中，有他们最常服务的几种人群：年迈求子人群、单身求子人群、同性恋、HIV人群、患生殖疾病人群。



代孕公司服务对象介绍

不过按照这样的分类，在今年3月中旬通过代孕有了一个儿子的王盼男，算不上典型人群。

年纪到了40多岁后，王盼男开始后悔自己只有一个女儿。

“上了这个年纪你就会想这个东西，就后悔了”。他说，他们想要第二个孩子，但妻子跟他同龄，身体差，生育风险很高，“不敢让她怀”。

后来他找到了贵州一个代孕中介，通过他跟代孕公司签了“合同”，花了60多万元，在半月前有了一个儿子。

前不久，为他儿子接生的贵州大方县恒丰医院因代孕被查，贵州警方专程来找他了解过情况。之后，他说，“搞这个事情我都后悔死了，本身我们一家都是守法的人”。

据媒体报道，大方恒丰医院可能涉及代孕产业一事，大方县卫生健康局已经关注到此事，有专人在处理。



贵州大方县恒丰医院/上官正义 摄

但这不是王盼男在购卖代孕服务后的第一次后悔。

只有一个孩子的后悔，让他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再有第二个孩子。王盼男告诉南风窗，有次他跟朋友一起聊天，对方问他怎么还不生，他想着自己还没有门道。

朋友给了建议——现在街上贴了很多小广告，“所以那段时间我就随便打一个电话试试或者在网上查。”王盼男说。

后来，在一个高速服务区上厕所时，王盼男看到厕所门上印着代孕广告，他记下来，拨通了电话。就这样，他联系到了贵州的代孕中介，经过沟通考察后，他们签订了代孕合同，总价60多万元。

王盼男说，他和妻子一直在外打散工，做了很多年，多少有点积蓄，拿得出60多万元。钱是分阶段通过银行转账付的，不过对方经常更换账户。

2024年3月中旬，在贵州省大方县恒丰医院，代妈替王盼男夫妇生了一个男孩。

王盼男说，具体的生产医院是分娩前中介临时才告诉他的，他匆匆赶了过去。但到后，他说自己就后悔了，因为大方恒丰医院的条件很差，像是几十年前的普通诊所。

“当时要知道会是这种情况，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代孕），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王盼男说。

现在孩子已经在老家成功上了户口，被他们带到了自己打工的地方。

正常情况下，代孕出生的孩子，父母都会带去做亲子鉴定。但王盼男说他没去，也不打算去。“带了十几天有感情了，不想因为这个搞得一家人不开心。”王盼男说。

龚芳跟王盼男一样不是典型人群，她也早有一个儿子，但因为是二婚，想再要一个。“但我们太忙了，然后年纪也大了，不想自己冒险。”她说，所以她和丈夫提供了卵子和精子，找人代孕。

他们当初是从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代孕机构的广告，然后去找他们了解，最后签了合同。今年1月，代妈在贵州黔东南妇产医院给他们生了一个孩子。

前不久医院被查后，代孕机构那边有人打电话给她交代，如果有人找到她时，就说孩子是自己生的。

而当上官正义跟她讲到，如果她没有回电话，我们或许会找到当地派出所时，龚芳说：“你们找到派出所，他们有啥权力找我，有啥意义呢“？

3月27日，上官正义再次出发，他说，手里还有至少6条非法代孕及贩卖出生证的线索，要一一核实。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部分来源于网络